【國學大師陳寅恪】

　　辜鴻銘剛到北大任教的時候，學生們看到他腦后拖著一條長長的辮子，都忍不住哄笑起來。而他，則不動聲色地走到講臺上，向下面的學生打量一番后，慢條斯理地說：“你們笑我，無非是因為我的辮子，我的辮子是有形的，可以剪掉。然而諸位同學腦袋里面的辮子，就不是那么好剪的啦。”

　　一席話把學生統(tǒng)統(tǒng)鎮(zhèn)住了。以后上課就沒人敢笑話他了。

　　蔣夢麟說：“我在大學中搞了幾十年，經過許多風潮，發(fā)現(xiàn)了一個規(guī)律：一個大學中有三派勢力，一派是校長，一派是教授，一派是學生，在這三派勢力中，如果有兩派聯(lián)合起來反對第三派，第三派必然要失敗。”

　　陳寅恪每次講課，開宗明義就說：“前人講過的，我不講;近人講過的，我不講;我自己講過的，我不講。現(xiàn)在只講未曾有人講過的。”

　　1924年，梁漱溟離開北大，有人問他原因，他說：“因為覺得當時的教育不對，先生對學生毫不關心。”他認為，先生應與青年人為友。所謂友，指的是幫著他們走路;所謂走路，指的是讓包括技能知識在內的一個人全部的生活往前走。“教育應當是著眼一個人的全部生活，而領著他走人生大路，于身體的活潑、心理的樸實為至要。”

　　【國學大師錢穆】

　　1930年，錢穆到燕京大學任教，校長司徒雷登問他對燕大印象如何，他答道：“起初聽說燕大是中國教會大學中最中國化的大學，心中特別向往。我來燕大一看，才發(fā)現(xiàn)并非如此。一入校門就看到M樓和S樓，這難道就是中國化嗎?我希望將燕大各建筑都改為中國名。”不久，燕大專門召開會議，決定改M樓為穆樓，S樓為適樓，貝公樓為辦公樓，其他建筑一律賦以中國名稱。錢穆還為校園的一個湖取名叫“未名湖”。

　　蔣百里就任保定軍校校長的第一天，對全體學生訓話道：“我此次奉命來掌本校，一定要使本校成為最完整的軍事學府，使在座諸君成為最優(yōu)秀的軍官，將來治軍，能訓練出最精銳的軍隊。我一定獻身于這一任務，實踐斯言。如果做不到，當自殺以謝天下。”后來，他因學校被政府拖欠經費，深感愧對學生，遂寫下遺書，真的當眾自殺，子彈穿過胸膛，幸而未死。

　　林語堂在東吳大學講英文課，開學第一天，先生帶來一個皮包。皮包里滿滿一包帶殼的花生。他將花生分送給學生享用，課堂變成了茶館。林先生開始講課，操一口簡潔流暢的英語，大講其吃花生之道。然后，他將話鋒一轉，說道：“花生米又叫長生果。諸君第一天上課，請吃我的長生果。祝諸君長生不老!以后我上課不點名，愿諸君吃了長生果，更有長生。”學生們哄堂大笑。

　　聞一多上課別致。據學生回憶，他身穿黑色長袍昂然走進教室，先掏出煙盒向學生笑問：“哪位吸?”學生們笑而不接，他就自己點了一支，電燈光下煙霧繚繞，拖長聲音念上一句：“痛飲酒，熟讀《離騷》，方得為真名士!”這才開始講課。

　　南開是私立學校，經費需向社會各界募捐，有學生提出：“我們不要官僚軍閥、土豪劣紳的臭錢!”張伯苓校長說：“美麗的鮮花不妨是由糞水澆出來的!”

　　張伯苓常講““人可以有霉運，但不可有霉相!越是倒霉，越要面凈發(fā)理，衣整鞋潔，讓人一看就有清新、明爽、舒服的感覺，霉運很快就可以好轉。”他還編了句順口溜：“勤梳頭勤洗臉，就是倒霉也不顯!”

　　1929年南開女中部第一屆學生畢業(yè)，張校長的講話既幽默又深刻。他說：“你們將來結婚，相夫教子，要襄助丈夫為公為國，不要要求丈夫升官發(fā)財。男人升官發(fā)財以后，第一個看不順眼的就是你這個元配夫人!”

　　張校長鼓勵學生苦干，但又怕年輕人急于求成反而壞事，他以燉肉為例說：“燉肉要慢火，長燉，不能性急，肉自然又爛又好吃。若心急，一會兒揭開看看，一會兒揭開看看，這鍋肉是燉不好的。”

　　1926年“三一八”慘案中，學生被打死47人，傷200多人。文化界如蔣夢麟、傅斯年、周作人、林語堂、朱自清、聞一多等都以不同方式表達了憤慨。多年后，傅斯年遇到了鹿鐘麟，特地走到他的面前說：“從前我們是朋友，現(xiàn)在我們是仇敵，學生就像我的孩子，你殺害了他們，我還能沉默嗎?”

　　陶行知注重“啟發(fā)式”教育，一次他到武漢大學演講，一上臺就從口袋里掏出一只大公雞和一把米。他按著雞頭讓雞吃米，雞死活不吃;后來他松開手，讓雞自己呆在那里，雞卻開始低頭吃米。陶行知就此解釋道：“教育如同喂雞，強迫是不行的，只有讓他發(fā)揮主觀能動性效果會更好一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