歲月如流，新浪卷起千堆雪，京城繁華王府井，中華已無書局。六里橋新址，彎彎曲曲，宛若國學傳統(tǒng)今日流。

 

 中華國學第一門戶，這是我對中華書局的贊辭，也是我心中的中華書局。

 

 未上大學前，在家父的耳提面命下讀《史記》《漢書》，標點本，書脊上中華書局四個字，與史記漢書四個字一起刻在心上。

 

家父好文史，大學看重北大，出版看重中華，他的心愿，托付給了我。

 

進北大后，因為學的是中國史，又選了古代，讀的書大部分是中華出的，先生們嘴上叨念得最多的書籍版本，也是中華的。在國學圈子里，中華成了中華書局的代名詞。

 

大學一二年，中華是高不可及的殿堂，騎車進城，琉璃廠、王府井、燈市口、北京人藝、考古所……，路過中華時，總感覺那棟樓好神秘，又與商務(wù)印書館相鄰，都是讀書人心儀的地方。

 

大二寫了一篇小文章，《司馬遷下吏受刑年考》，斗膽寄與《文史》投稿，竟然有了回信，說是刊用。中華書局的信封信箋，讓我激動了好久。為此還去過中華，見過編輯吳樹平先生，算是第一次踏入文史殿堂。暑假回成都，說與家父聽，家父說：“你那豆腐塊文章，半通不通，算是中華給你臉了。”話雖然帶嘲諷，臉上卻帶笑，我心里樂滋滋。

 

《司馬遷下吏受刑年考》，成了我公開發(fā)表的第一篇文章，也是迄今為止我寫的唯一的一篇純考據(jù)的文章。我以后的路子就走開了，人物評論、史學理論、專論通論、高層論、中層論、又追求歷史敘述，甚至走到歷史推理……，順著自己的心思，探尋自己的路。跌跌撞撞，歪歪斜斜，不時旁門左道，常常叛道離經(jīng)。欣慰的是，師友們還一直認可我，據(jù)說種種理由中，我治學由考據(jù)入門起家，被認為是正途。好像學術(shù)界與政界相通，也講究根紅苗正，北大、中華、考證，從此成了我的護身符？

 

畢業(yè)留校后，就常來常往中華了。85年年中，在《文史知識》上發(fā)了一篇小文“淺談蜀漢統(tǒng)治集團的社會構(gòu)成”，開始有些新派了。承蒙中華包容，在名師大家們執(zhí)筆的縫隙間，開辟了一塊“青年園地”，刊登我這類年青的助教和學生們的文章，算是網(wǎng)開一面。

 

80年代中期，是難得的人心振奮，自由思想的時代，在改革浪潮的刺激下，北京高校的一批年青教師，奔走往來，串聯(lián)講演，力圖掙脫舊教條的束縛，走新的學術(shù)道路，開拓新的文化時代。這個時候的中華，穩(wěn)健地追隨著時代的步伐，調(diào)和新舊，舉行了老中青學者分別參加的.三次座談會，從不同方向探討文史領(lǐng)域的開拓和更新。記得老一輩學者有李澤厚、金開誠、林甘泉等先生參加，中年一輩有葛曉音等，年輕一輩的有文學所的靳大成和人大的楊念群，北大除了我，還有世界史的彭小瑜。我那時醉心史學理論的探討，倡導史學理論的層次模式，大聲疾呼“史學危機”，成了完完全全的新派，至今還被戲稱為老革命。 
……

 

86年出了國，斷了與中華的直接往來。不過，中華出的書，特別是那一套二十四史，伴我周流蓬轉(zhuǎn)，在他鄉(xiāng)異國，那是我的根。

 

我重回中華，已經(jīng)是二十年后。2006年底，我完成了新形式的歷史敘事《秦帝國的崩潰》，意外得到中華的認同，于2007年出版。2009年又在中華出版了歷史推理《秦始皇的秘密》，更是中華書局主動給我生的事，迫上梁山之作。兩本書與中華的牽連，大部分都寫入后記中了。

 

歲月如流，新浪卷起千堆雪，京城繁華王府井，中華已無書局。六里橋新址，彎彎曲曲，宛若國學傳統(tǒng)今日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