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淺談失能老人的界定標準
失能老人是社會中的一個弱勢群體。下面是CN小編為大家整理的淺談失能老人的界定標準,歡迎參考~
老齡化背景下,老年人逐漸淪為社會中的弱勢群體,失能老人尤甚。失能老人在老年研究文獻中大量存在,通常認為失能老人指的是喪失生活自理能力的老年人,根據(jù)嚴重程度可分為輕度失能、中度失能、重度失能。
國際上通常依據(jù)日常生活活動能力量表(ADLs)對其進行評定,ADLs根據(jù)障礙的嚴重程度在《國際殘損、殘疾和殘障分類》框架下被普遍用來對個人進行分類。ADL的測量始于Katz,他建立的原始量表包括六項活動:洗澡、穿衣、上廁所、起床和從椅子上站起來、進食和禁欲。盡管禁欲在老年人的功能中扮演著一個重要的角色,但是它不因生理限制而存在已經(jīng)被接受,因此不再包含在ADL障礙評估中。后來又出現(xiàn)了巴氏量表,Lawton和Brody制定了日常生活能力量表。日常生活能力量表由軀體生活自理量表(PSMS)和工具性日常生活活動量表(IADL)組成,PSMS是對自理必需的生活維持活動的測量,其所包含的項目和Katz的ADL指數(shù)的內(nèi)容是相似的,包括ADL分為14項,上廁所、進食、穿衣、梳洗、散步和洗澡;IADL測量的是更復雜水平的能力,對于個人獨立生活是必要的,包括打電話、購物、準備食物、做家務、洗衣服、使用交通、服藥和管理財務。
ADL的測量上存在著顯著的概念和方法論問題。第一,ADL所包含的活動的數(shù)量不一致。我們根據(jù)個人是否能夠?qū)嵤┠稠椈顒觼泶_定其依賴程度,那么越多的活動被包含在量表中,那么個人被認為依賴的可能性也就越大。不同國家的研究者出于研究的需要,會在Katz六項基本內(nèi)容的基礎(chǔ)上上下浮動,增加或減少幾項。第二,在具體調(diào)查活動中,調(diào)查差異要遠小于評估方式的差異。問題措辭和允許回答的差異,和測量誤差一樣,可以解釋最后不同研究間和研究內(nèi)的明顯差異。ADLs中最經(jīng)常被使用的障礙定義是依賴,經(jīng)常依賴于另一個人,就其本身而言依賴于情境因素比如生活安排。ADL問題的實際措辭是重要的,從假設的“你能”到試圖測量實際表現(xiàn)“你是”而變化。在臨床環(huán)境中ADLs的假設時態(tài)很明顯更為合適,但是ADL測量現(xiàn)在被廣泛使用于社區(qū)居住的老人間,要求測量實際表現(xiàn)。最后,執(zhí)行一項活動的困難已經(jīng)被作為無能力執(zhí)行任務的一種替代,在實際測量中不能夠簡單歸類。
同樣,IADL也缺乏一個一致認可的清晰的操作性定義,IADL測量的內(nèi)容經(jīng)常反映了特定的文化關(guān)懷。例如,英國測量往往包括沏一杯茶的能力。IADL量表的內(nèi)容也反映出文化差異,也可能有性別偏見。IADL量表被認為過分強調(diào)了通常由女性執(zhí)行的任務,因此過高估計了男性的依賴性。Gillian Ward等人曾對現(xiàn)存的IADL評估所使用的項目進行內(nèi)容分析,他們比較了測量ADL的不同量表所選擇項目內(nèi)容的頻率,比如做飯被測量的次數(shù)最多,23次,隨后是做家務,社交,乘坐交通工具,洗衣服,購物,管理財務,打電話,工作和服藥,服藥只有2次。由此可見,在項目的選擇上有著較強的個人意志在里面。
IADL還有著明顯的類別差異。加拿大職業(yè)活動量表(COPM)是一種個人測量,允許病人或研究對象來確定那些他們視為問題的領(lǐng)域的職業(yè)表現(xiàn),以至于他們可以關(guān)注結(jié)果測量;所以分數(shù)是個人化的不僅針對男女,而是每個人。COPM確保了每個人任務的相關(guān)性但是作為一個調(diào)查工具不是很有效。
許多IADL評估被設計用于中風患者,因為中風者可能有認知障礙。這些項目包括比如理財能力,記得服藥的能力,使用電話的能力,這些或許可以反映這個障礙。
休閑和社會活動經(jīng)常被包含在IADL評估中,有建議認為休閑應被作為社區(qū)生活整體滿意度的一個指標?墒,由于休閑是如此復雜的一個領(lǐng)域,很難通過幾個簡單的指標來測量,獨立的評估已經(jīng)被建立比如諾丁漢休閑問卷,詳細探索了這一領(lǐng)域。
綜上所述,在對老年人日常生活自理能力的測量上,存在著一些差異。首先,盡管通常認為判斷一個人是否失能要看其是否能夠執(zhí)行ADL,但是應該選取哪一種測量量表作為標準呢?即使選擇同一種量表,那么該量表內(nèi)容是否達成一致,是固定不變的呢?第二,在量表內(nèi)容的安排上,根據(jù)社會分工的差異(盡管男女平等),有些事情往往由女性完成,比如洗衣服,做飯,購物等,如果量表中這些項目所占比重較高,勢必會影響該量表的信度和效度。第三,因國情不同,人們生活方式的差異,運用國外的問卷來測量國內(nèi)老年人是否合適呢?要不要改進呢?若要改變量表,標準是什么呢?譬如在英國的老年人自理能力的測量中有的學者加入是否可以獨自沏一杯茶呢?在中國對老年人依賴程度的測量是不是也應該考慮加入一些中國元素呢?
可見在對失能老人認定標準的精細化程度上是存在差異的。構(gòu)建適宜中國國情的日常生活能力量表是必要的。
參考文獻:
[1]Carol Jagger, PhD, Antony J. Arthur, PhD, Nicola A. Spiers, PhD, and Michael Clarke, FRCP.Patterns of Onset of Disability in Activities of Daily Living with Age. Journal of the American Geriatrics Society,2001,49:404-409.
[2]Gillian Ward, Carol Jagger and William Harper.A review of instrumental ADL assessments for use with elderly people. Reviews in Clinical Gerontology,1998, 8:65�C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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