義烏叢書：黃溍評傳

　　《義烏叢書：黃溍評傳》探討黃溍的思想和文學藝術創(chuàng)作特點的成因;以及思想構成和文學藝術成就。

　　內容提要

　　黃溍(1277—1357)字晉卿，婺州義烏人，延祜首科進士，以《太極賦》馳名一時。入仕后浮沉州縣，白首登畿，入直詞林，侍講經筵。黃浯會融文理，合而為一;研精佛學，解行兼全;隨遇曠達，仕隱無礙。黃浯詩文兼擅，文章“雅馴不佻，粹然有儒者氣象”，詩歌“不蘇不黃，超絕町畦”。其弟子宋濂、王神為明初文壇領袖，開明代文章之派。在《元史》中黃浯與虞集、揭傒斯、柳貫一起列名“儒林四杰”，就文化貢獻、時代聲望、歷史影響而言，黃溍實為研究元代文史難以繞過的精英士人。

　　作者介紹

　　黃溍(1277—1357)字晉卿，婺州義烏人，延祜首科進士，以《太極賦》馳名一時。就文化貢獻、時代聲望、歷史影響而言，黃溍實為研究元代文史難以繞過的精英士人�！读x烏叢書：黃溍評傳》分別從家族傳統(tǒng)、地域文化、仕宦經歷等方面探討黃溍的思想和文學藝術創(chuàng)作特點的成因;從政治思想、儒學思想、佛學思想、道家思想、書畫理論和書畫創(chuàng)作、文學觀念和詩文創(chuàng)作等幾個方面論述黃溍的思想構成和文學藝術成就。

　　文摘

　　(二)師群經，友遷、固 強調文成于學，反映了黃溍文章觀念中重視性理的一面，但這只是理論上的蘄向，并未能為如何提高文章技巧提供方便法門。黃浯所倡行的細化的文章經驗，是通過宗本群經、取法二史來實現的。宋濂自述學文經歷，言及自己對古今文章大家，多所究心，“及游黃文獻公門，公晦之日：‘學文以六經為根本，遷、固二史為波瀾。二史姑遲遲，盍先從事于經乎?’①”黃溍的訓誨包含了幾層含義：文章根本在于宗經，經學深湛則文章淳雅;但僅重性理容易導致文章典實有余而質木板滯，故而需要學習史家筆法來增強文章藝術性，使之活躍而富有靈動之氣。而這兩端當中，宗經則為根本準則。在《葉夷仲文集序》中，宋濂更重引此說，以識師法：“昔者先師黃文獻公嘗有言日：‘作文之法，以群經為本根，遷、固二史為波瀾。本根不蕃，則無以造道之原;波瀾不廣，則無以盡事之變。舍此二者而為文，則槁木死灰而已。”’兩論對照，師群經決定了文章的內容;而法二史則影響了文章表達。造性理本源，盡文事之變，這與合程、朱、歐、蘇于一的主張契合，反映出黃溍文章觀念的一致性。后人稱賞“此言約而能要，宋文憲公屢稱之以勵學者”②，并奉之以為圭臬，足見此說影響并不僅限于師門。

　　這一觀點的具體意涵，黃浯并未形諸文字，而其門生宋濂、王袆卻多稱道不置，因而有必要考察宋、王在這一問題上的看法。首先需要明晰他們所指稱的“文”的具體內容。對于“文”的理解，劉勰在《文心雕龍·原道》中早已提出天文、地文與人文之說，有代表性意義，同時此文中已有將文與道聯(lián)系起來的傾向。宋濂的見解大力突出了道對于文的規(guī)定作用，在為王袆所作的《華川書舍記》中，他強調“立言不能正民極、經國制、樹彝倫、建大義者，皆不足謂之文也”。這樣的標準自然只有圣人之文方能符合。在他的梳理下，諸子百家之文皆不免“學未聞道”，而“自是以來，若漢之賈誼、董仲舒、司馬遷、揚雄、劉向、班固，隋之王通，唐之韓愈、柳宗元，宋之歐陽修、曾鞏、蘇軾之流，雖以不世出之才，善馳騁于諸子之間，然亦恨其不能皆純，揆之群圣人之文，不無所愧也”。他所羅列的幾乎盡是后人所推重的文章大家，遴選結果卻是無一合轍，懸的`之高令人驚異。

　　合于這一標準的，不過寥寥數人：“上下一千余年，惟孟子能辟邪說、正人心，而文始明;孟子之后，又惟舂陵之周子、河南之程子、新安之朱子完經翼傳，而文益明爾。”除孟子之外，其他皆為理學家，顯然是以為理學家所推明的道，延續(xù)了圣人之傳。他們的文章方為極則，是學習的典范：“士無志于古則已，有志于古，舍群圣人之文，何以法焉?斯言也，侍講先生嘗言之。”圣人之文自然就是儒家經典，因而宋濂轉述的黃浯的論點，其實質仍在于宗經。

　　根據上述論點來判斷，黃浯的文章觀念基本不出理學家文論范圍，作為常規(guī)話語，似乎早已失去重述的必要。不過這其中尚有未發(fā)之處，而正是這被遮蔽的存在，構成了黃浯文章論的獨特性。黃浯所說的師群經、法二史不僅僅是對文章軌范的限定，更體現了文類觀念。黃浯將文章分為兩大類：紀事之文與載道之文。師群經一說所針對的，是載道之文;而法二史則是對紀事之文的要求。因而這一觀念其實在重視性理、引史入文的同時，也具有提領實際寫法方面的效用。

　　這一分類論文的見解在王袆《文訓》中有充分表述。王袆自陳“華川王生學文于豫章黃太史公，三年而不得其要”，于是“太史公一日進生而訓之”，因而《文訓》中的觀念皆直接秉承黃溍而來。文章提出：“文有大體，文有要理。執(zhí)其理則可以折衷乎群言，據其體則可以剸裁乎眾制。然必用之以才，主之以氣。才以為之先驅，氣以為之內衛(wèi)，推而致之，一本于道，無雜而無蔽。惟能有是，則統(tǒng)宗會元，出神入天，惟其意之所欲言而言之，靡不如其意，斯其為文之至乎?”這與上文所言的文成于學構成呼應，是重道的表現。接下來文章對詩詞四六、科舉之文、金石之文、王言之作等逐一論列，而皆意猶未足，于是引出文類概念：“抑吾聞之，文有二：有紀事之文，有載道之文。”紀事之文當推史為極則，“文之難者，莫難于史”，“文而為史，誠極天下之任矣”。可見黃溍對文章的這一區(qū)劃，是著眼于文章的境界，而并非對文體的逐體細分，由于史體代表了文章的最難之體，因而可以舉以概全。史體當以遷、固為法，是因為“蓋自紀表志傳之制，馬遷創(chuàng)始，班固繼作。

　　綱領昭昭，條理鑿鑿。三代而下，史才如二子者，可謂特起拔出，雋偉超卓。后之為者，世仍代襲，率莫外乎其榘矱。論者以謂：遷、固之書，其與善也隱而彰，其懲惡也直而寬，其尊華也簡而明，其防僭也微而嚴。是皆合乎圣人之旨意，而非庸史之敢干。及乎范曄、陳壽之流，則遂肆意妄纂，曲筆濫箋。曖昧其本旨，而義駁以偏。破碎其大體，而辭谫以纖。況乎嘩、壽之不若者，則又卑陋而無足觀矣”。在體例、筆法、義旨方面，二史皆遠邁群倫，足為效法對象。

　　不過文章并不以史體為極致，“史者，紀事之文，于道則未也”。文章的境界即為群經，“經者，載道之文，文之至者也”。群經各有軌范，“圣人之文，厥有六經。《易》以顯陰陽，《詩》以道性情，《書》以紀政事之實，《春秋》以示賞罰之明，《禮》以謹節(jié)文之上下�！稑贰芬灾鴼膺\之虧盈。凡圣賢傳心之要，帝王經世之具，所以建天衷、奠民極，立天下之大本、成天下之大法者，皆于是乎有征。斯蓋群圣之淵源，九流之權衡，百王之憲度，萬世之準繩”。載道之文，就可以汲取群經的優(yōu)長：“本之《詩》以求其恒，本之《易》以求其變，本之《書》以求其質，本之《春秋》以求其斷，本之《樂》以求其通，本之《禮》以求其辨。夫如是，則六經之文為吾之文，而吾之文一本于道矣。”達到這一標準，文之能事也就窮盡而無余蘊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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