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萬歷十五年》讀書筆記（精選19篇）
當賞讀完一本名著后，相信大家的收獲肯定不少，需要回過頭來寫一寫讀書筆記了。那么我們該怎么去寫讀書筆記呢？下面是小編整理的《萬歷十五年》讀書筆記，僅供參考，歡迎大家閱讀。
《萬歷十五年》讀書筆記 篇1
《萬歷十五年》是以鋪敘方式為主的紀傳體，書中記載了發(fā)生在這一年的許多看似無關的事情，這看起來是個偶然，但是通過這些事和人，又表明明朝的衰亡冥冥之中早已注定，無法避免。
從書中我們了解到，明朝是以道德來代替法律制度，不只是明朝，歷朝各代皆是如此，只是統(tǒng)治思想有所差異。在這樣的制度條件和統(tǒng)治方式下，文官武官秩序井然，等級分明，官員陰奉陽違、腐敗無能，皇帝昏庸無道，以這樣的統(tǒng)治集團來治理國家，其最后的結果必是敗亡。但明朝本來有很好的機會可以改革，可以發(fā)展經(jīng)濟，但是都錯過了。其根本原因是“明朝以‘仁’治天下的立國之精神已經(jīng)耗盡體力”。所以一個國家的衰亡跟政治制度有很大的關系，一個單純以社會倫理常綱統(tǒng)治的國家，只講求成規(guī)，只會是倒退的。
在這樣的制度里，不管是萬歷皇帝朱翊鈞，還是大學士張居正、申時行，亦或是都御使海瑞，他們或身敗，或名裂，沒有一個人功德圓滿，即便是一些側面提到，相對不那么重要的人物，也統(tǒng)統(tǒng)沒有好結果，這是制度造成的悲哀，上自天子，下至庶民，無一不成為其犧牲品。
學歷史、讀歷史不僅僅要了解知識，關鍵是要看當初的歷史對現(xiàn)在有什么裨益，壞的方面引以為戒，好的方面可以借鑒。從萬歷皇帝的統(tǒng)治我們學到的最重要的一點是：政府不用技術和經(jīng)濟力量以及法律來扶植民眾，而單純依靠政治上的壓力和道德上的宣傳，結果只能是事與愿違。
《萬歷十五年》讀書筆記 篇2
今天《萬歷十五年》進入了第三章——世間已無張居正，張居正可謂是大明王朝最后一根頂梁柱了，這根頂梁柱一倒，明帝國頓時失去重心，一步步滑入深淵。申時行雖然老成持重，但他所苦心經(jīng)營的，終究只是表面的平和，是一抹夕陽紅，是無法把脫軌的帝國拉回來的。而這樣的一個表現(xiàn)，就是萬歷皇帝向他的臣民做消極怠工，這在歷史上是空前絕后的，我一看到我也有種摸不到頭腦的感覺。在我們平常的印象中，君臣關系要么是琴瑟和鳴（原意指夫妻，這里我覺得君為夫，臣為妻也并非不可不是么）如唐太宗一朝；要么是君主絕對專制，臣子只是一群附庸如隋煬帝一朝；要么就是臣下亂政，君主形同虛設如漢昭帝一朝的霍光。再者說，君主消極怠工的也不少，可是消極怠工是為了對抗臣民就很稀奇了，至于萬歷為何會如此，書中也做了解釋。萬歷之所以如此，乃是出于一種報復，報復文官們不支持他廢長立幼。前文已述，萬歷的寵妃是鄭氏，因此他想讓鄭氏的孩子做太子，可惜鄭氏的孩子并非嫡長子，這就是私人情感和禮制的沖突了，而在明代，禮儀道德甚至可以凌駕于法律，因此那些飽受禮儀道德熏陶的文官自然不可能同意這樣違背祖制的想法。不過話又說回來，萬歷單純憑借個人情感來決定立儲這樣的大事，自是不合理，可難道所謂的嫡長子繼承制就很合理么？我們都知道科舉制的意義就是打破了門第和出身對于有才之士的限制，然而選拔官員如此開明，怎么到了立儲就如此草率呢？這不是自相矛盾嗎？我并不認為這可以以一句“這是祖制”來解釋，九品中正制也是祖制，為什么就能改呢？
說到底我認為這還是那些臣子的人性的弱點，科舉取士可以幫助他們飛黃騰達，可一旦他們踏入仕途，改變了自己的身份，就又開始滿口禮制，也就是前文所說的“雙重性格”，實在是可笑至極。
言歸正傳，萬歷經(jīng)過了這么多事情，已經(jīng)是一個“老油條”了，他不反駁，不屈服，只是這樣冷處理，倒也扛了一段時間。不過眾口鑠金，迫于強大的輿論壓力，萬歷還是沒能撐住，立了皇長子朱常洛為太子，這下好了，皇帝徹底死心，不僅是廢長立幼的心已死，連工作的心也一并[]化為灰燼，就這樣，大明王朝在這樣的“無人駕駛”狀態(tài)下駛過了二十年。御宇48年后，萬歷駕崩。不過人雖然不在了，事情還未了結，文官內部早已沒有了反對萬歷廢長立幼時的同心協(xié)力，而是分裂成了諸多派別，經(jīng)過了萬歷一朝，文官內部的裂痕已無法彌合。
萬歷不是一個好皇帝，他的所作所為都不利于他對于文官們的統(tǒng)治。管理下屬，無非就是從物質和精神兩個方面下功夫，可萬歷呢？真正詮釋了什么叫反其道而行之。在他執(zhí)政后期，由于怠于政事，因此對于官員的物質獎勵也就擱下了，又由于萬歷向來對于各種禮儀毫無興趣，因此精神獎勵也就不復存在，那既然沒有激勵，哪個官員會有動力繼續(xù)效忠呢？
至此，這個王朝已經(jīng)走到了崩潰的邊緣，就像一輛車已經(jīng)失去了動力，只是憑借慣性在向前挪動。這個惡果的種子，要在幾十年前就已經(jīng)種下了。
《萬歷十五年》讀書筆記 篇3
歷史學領域，向來就是一個意見不同，紛爭不斷的學術領域。但是無論如何，思想的沖突還是有益于文化的進步與發(fā)展——黃仁宇先生的《萬歷十五年》一書，即是為明代歷史的研究提出了一個全新的概念;更準確地說，是為了歷史學領域提出了一個應當注重的話題——“大歷史觀”。盡然，書中的一些觀點不會被通篇認同，但是其意義，可謂是一次理念上的革新。
正如書中所說，1587年，在中國則為明萬歷十五年，次歲丁亥年，所發(fā)生的要事可謂寥寥無幾，而其程度則以震撼全國朝野上下的事件，則更顯得屈指可數(shù)。整個國家都在承平與祥和的氣息中度過。然而，史官與歷史學家都沒有注意到，盡管沒有關于要事大篇幅的記錄，但是在他們筆下的一次次集會、早朝、經(jīng)筵、會議、談話，在大量日復一日的枯燥文字之中，我們的王朝正在經(jīng)歷著它的潛移默化的改變——而一般而言，潛移默化的改變，其影響甚于一次集中的矛盾總爆發(fā)。事實上，在1587年所發(fā)生的一切，昭示著明王朝已經(jīng)失去了一次關乎它未來命運走向的變革機會，并且步入了它命運的最后一段路程，走向了衰亡。
能夠維持國家運轉的，有幾種東西——其一，乃是完善的制度，就如同今日之美利堅，無論官員如何之平庸，但是由于有一套完善的制度，那么整個國家還是在欣欣向榮地發(fā)展著;其二，乃是社會道德的制約，道德雖是無形之物，然而卻是一種巨大的約束力，統(tǒng)治者如果能夠靈活運用道德力量管理國家，那么儒家“大同”的構想就能夠全面實現(xiàn)了。其三，也就是潛規(guī)則。這種構成于各種集體的規(guī)則，成型與完善與各種游離與法令與條例之外，雖然它不是標準的形式規(guī)則，但是仍然是維持文官平衡的重要點�，F(xiàn)在，我們的大明王朝雖然集這三者于一身，但是第一種，即制度，已經(jīng)顯得死板而不合時宜，既無法控制地方，又無法領導中樞。所以，留給萬歷皇帝和大學士張居正、申時行們的，只有軟弱無力而缺乏條理的儒家道德與官場內部籍以維持秩序的潛規(guī)則。
制度的不適用是本朝最大的特征，也是整個國家的悲哀之一。緩慢而缺乏效率的政府、充斥著各種關系鏈條的人事考察，等等等等都使得我們的明朝對于國家的治理只能夠維持到“平穩(wěn)”而無法將其晉級為“盛世”，一旦戰(zhàn)爭來臨，整個國家都會由于調度不一與指令相斥而混亂不堪，1619年的遼東，正確的證明了這一點。
當制度不堪修補，社會的推動力已然消失之時，再強有力的改革也顯得無濟于事。用書中結尾的話來說，萬歷皇帝、張居正、申時行、海瑞、戚繼光這些人，雖然擁有著不同的抱負與藍圖，但是由于整個國家已經(jīng)沒有了動力，那么“皇帝的勵精圖治或者是宴安耽樂，首輔的調和或者是獨裁，高級將領的富于創(chuàng)造還是習于茍安，文官的貪墨舞弊還是廉潔奉公，最后的結果，都是無分善惡，統(tǒng)統(tǒng)不能取得有意義的成就�！辈⑶視羞�提到，整個國家的悲劇所造就的結果，就是一個個個人的悲劇——有的身敗，有的名裂，有的則身敗兼名裂。這些小成分，構成了整個國家的悲劇。
今天，當我們回顧這段數(shù)千年前的歷史時，也許更會對于人物在整個歷史環(huán)境下的處境而唏噓感嘆乃至同情。因此，我們也應該以更高遠的視角，去探尋那些人物心理中復雜而不為人知的一面。
《萬歷十五年》讀書筆記 篇4
《萬歷十五年》是黃仁宇先生所寫的學術理論著作。與當年明月的《明朝那些事兒》都是寫歷史，但是一個學術性比較強，一個文學性比較強。我看《明朝那些事兒》比較快，閱讀也比較順暢，就跟聽人講故事一樣。但讀《萬歷十五年》的時候感覺挺拗口，也沒有《明朝那些事兒》那樣強的故事性。出于對歷史的喜好，我讀完了它。由此有了進一步了解。
正如黃仁宇在書中所說，萬歷十五年(1587)在歷史上實實在在是平平淡淡的一年，但在作者的筆下，各種弊病一一顯現(xiàn)。書中介紹了許多有名的人物：萬歷皇帝、張居正、申時行、海瑞、戚繼光、李蟄。
先從萬歷開始講起，萬歷皇帝在中國歷史上是絕無僅有，以皇帝的身份向臣僚作長期怠工。這是由于文官不容許他廢長立幼，即以三兒子常洵代替常洛為太子。大兒子乃是恭妃王氏所生，而三兒子乃鄭貴妃所生，這鄭貴妃才是萬歷以后重要的情感支柱，他們的愛持續(xù)終身。因此當他覺得受到這種力量的限制時，他便消極起來。迫于輿論的壓力，他不得不立皇長子常洛為太子，常洵被封為福王到河南之國。這是帶有屈服性的。自他消極之后，那些文官便經(jīng)常上奏章抗議，而萬歷采取的做法即留中，即扣在宮中不加批示。因為不論激烈抑或平靜地答復都讓那些文官達到沽名賣直的目的而暴露他自己缺乏雍容的氣度。而有良心的官員覺得不能盡到他們的責任提交辭呈時他既不援例慰留也不準離職。在他看來，雖然經(jīng)典上支持推翻無道昏君，但自己畢竟沒有到紂、桀那種地步，所以放任不管。我覺得做皇帝做到這份上也夠可以的了!不知該用無能還是無奈來形容……
再說一說申時行，其實申時行并不是有什么特別的才能，只是機緣湊巧罷了。他看到前任首輔張居正生前積極采取政策，死后卻險被開墳掘墓。他也學乖了，甚至取消一些張居正在位時實行的政策。申時行作為首輔具有窺測旁人心情的能力。他辦事的原則基于對本朝政治制度的深刻了解。
在首輔申時行看來，縱使國步艱難，政府的辦事能否收效，仍能以常識判斷。如果各部院寺的文官幾個月都見不到皇帝一面，他們就很難維持信心，認為皇帝陛下對于各種事情仍能充分掌握。所以申時行既然要影響全體文官，那他就必須提供自己的誠意。他寧可被視為大和事佬，甚至是犧牲原則的政客，但他堅持調劑折衷的原則。他看透國家為解決問題而設立文官，而文官同時又是國家最大的問題。
而張居正作為他的前任，也稱得上是聰明絕頂，卻沒有深刻的認識到這一點。張居正的十年新政，重點在于改變文官機構的作風。加強行政效率是一種手段，張居正的目的是希望國富兵強，而且理財本來也是他的專項，但這一次他卻在他的專長之中買下了失敗的種子。
他在任時的一個錯誤是勒令各府各縣把稅收按照規(guī)定全部繳足，而事實上這些稅收根本就不可能交足，這就必將導致地方官敲撲小民甚至鞭撻致死。并且這與政府一貫標榜的仁厚精神所不符，也與“間接管制”不符。另一個錯誤是他忽視了文官集團的雙重性格：即雖系公仆，實為主人，文官在標榜“四書”中宗旨時也追求自己的利益。申時行就注意到這一點，所以他才被人稱為“和事佬”。另外，因為在文官集團中那些追求私利的文官固然多，但是也不乏鄒元標那類真正富有自我犧牲精神的人。這樣一來張居正為了提高效率而任用“私人”在那些人看來便是急功近利，任用私人了。
海瑞，其實說實話，這個模范官僚在歷史中的實際作用并沒有那么大。只不過他成了人們心目中的偶像。他極端的廉潔、極端的誠實，然而從另外一個角度看，也可能就是極端的粗線條、極端的吹毛求疵。就比如隆慶皇帝繼位后任命海瑞為南直隸巡撫，駐扎蘇州。他一到任就把他的“督撫條約”三十六款在各府縣公布。條約規(guī)定:境內成年男子一律從速結婚成家，不愿守節(jié)的寡婦應立即改嫁，溺殺嬰孩一律停止。巡撫出巡各地，府縣官不得出城迎接……這些條例大多繁瑣苛刻，而他干預境內農田所有權更是直接導致了他被參劾而下臺。
但他的廉潔的的確確，他官至二品，死后卻僅留有20兩白銀，不夠作自己殮葬之資。并且有一次總督胡宗憲以報道新聞的口氣告訴別人海瑞為了給母親做壽，大開宴席，買了兩斤豬肉。這些都足以顯示出海瑞的確清廉。還有一些瑣事可以從側面映證，即在他就任南直隸巡撫的消息發(fā)出后，縉紳之家紛紛把朱漆大門改漆黑色，以期韜光養(yǎng)晦;駐在蘇州的一個宦官則將他的轎夫由8人減至4人……這些人都是怕他們的作風與海瑞的清廉作風不符。
文臣說完了，接下來說說武將。《萬歷十五年》中記載的戚繼光，大家應該與他比較熟悉了，中學歷史教科書里就有。戚繼光是當朝最有才能的將領，但是他被認為是與張居正關系過于密切而被劾罷三年后仍不能見用。戚繼光的名字在他死前三月被最后一次在御前提出還使皇帝深感不悅，提議者被罰俸三月。1555年戚繼光調任浙江新任時，東南沿海也迭經(jīng)倭寇的蹂躪。例如一股50-70人的�？芫谷粍�(chuàng)造了一個奇跡——他們登陸后深入腹地，殺人越貨，如入無人之境，竟超過杭州北新關，經(jīng)淳安入安徽歙縣，迫近蕪湖，圍繞南京兜了一個大圈子，然后趨秣陵關至宜興退回至武進，以后雖然被殲，但是據(jù)稱被他們殺傷的竟然有4000人之多。而南京作為當時的陪都，也有駐軍12萬人，這樣的軍事行動，在世界軍事史上亦屬罕見。面對這樣令人焦慮的局面，他的任務不僅僅單純的擊敗倭寇。
從他的軍事著作《紀效新書》中可以看到他如何有條不紊的實行建軍計劃，宣布招兵辦法，確立鐵一樣的軍法(連坐法)……他的確是一個有才能的將領，但他在《紀效新書》中所作的不厭其詳?shù)囊?guī)定注定他所建立的軍隊一定帶有個人色彩，所以他建立的軍隊被恰如其分地稱為“戚家軍”�？墒钱斶@支軍隊建立三十年之后，這支軍隊仍然是戚繼光的個人軍隊，這與文官們的原則不相符，所以戚繼光在文官們心中不是國家的棟梁，而是國家的威脅。又加上戚繼光與張居正的關系過于密切，所以他就不可避免地被嚴厲劾參。
其實縱觀武將的命運，戚繼光不是個例。雖然他的謝世沒有得到應有的榮哀，但在生前收到的重視仍然要大大超過其他將領。他的朋友，另一位名將俞大猷也具有再造明朝軍事力量的宏圖卻屢被參劾和申斥，壯志難酬。再看其他幾位高級將領，盧鏜先被拘禁，后被斥革，湯克寬則是被拘釋放，命他戴罪立功，最后為國捐軀。諸如他手下的將領胡守仁、王如龍、朱鈺、金科等人也受到革職或戍邊的處分。這些事例不一而足，這主要由文官的武將的關系導致的。在后面會作說明。
至于哲學家，舉了個例子，李蟄。這個大家也比較熟悉，課本上有。李蟄，黃仁宇先生給的評價是：自相矛盾的哲學家。我覺得這個形容還是比較貼切的。比如在他姚安知府任期滿后，他決定退休，后來住在好友家里靠好友接濟，和好友鬧翻之后，毅然去佛堂居住，與他妻子分隔兩地，在他妻子死后，他悲痛不已，此后好幾年他還一直規(guī)勸別人別輕易剃度，尤其是有近親的人。這不能不說他是個自相矛盾的人。他是儒家信徒，他在1587年以前已經(jīng)按照儒家的倫理原則完成了對家庭應盡的一切責任后才剃度。但是他剃度又不是單純意義上的遁世，因為他以后的行為代表了全國文人的良心，他剃度僅僅是為了追求自己的個性，當時的環(huán)境已容許他追求自己的個性。他被捕后接受訊問，回答說：“罪人著書甚多具在，于圣教有益無損。”在他自裁氣絕以前，他用手寫了一句王維的詩以表死因：“七十老翁何所求!”此時他的悲觀情緒已相當明顯。具體怎樣自我矛盾，還得看原作。
書所介紹的人物至此就已全部介紹完了，接著我想談談這個朝代最突出的問題，文官問題。其實有很多問題都與文官有關。萬歷的消極怠工，張居正和申時行的`做法，武將的悲慘命運……都與文官有分不開的關系。文官的數(shù)量、薪俸、做法、觀念都會影響這個龐大帝國的運作。
明朝歷史上除了草創(chuàng)時期的洪武、永樂兩朝，文官凌駕于武將之上，已成為絕對趨勢。文官集團機構龐大，人數(shù)眾多。而文官的工資又很低，這就說明文官就必須從收取的稅物上獲得額外收入以補貼家用。一代清官海瑞做到二品大員，死后也沒有足夠殮資。那些低級文官就更不用說了。申時行擔任首輔時，拿出了足夠的誠意，他把人們口頭上的理想稱為“陽”，而把人的私欲稱為“陰”，而他也沒有發(fā)現(xiàn)這種私欲絕對不可能消除。文官向追求私欲這種社會風氣投降的程度不同。大多是在似合法與似非法之間取得一部分額外收入以補貼家用，維持士大夫階層的生活標準，李蟄可歸屬于這一類。少部分極度腐敗，聲名狼藉。還有更少一部分清高自負，堅持只拿朝廷發(fā)放的那點薪俸，海瑞是這類人的杰出代表。
再從文官的意識形態(tài)上談。文官的做法大多是中庸之道，標榜穩(wěn)健和平。那些武將在他們眼中是血氣之勇。當社會和經(jīng)濟發(fā)展不相平衡、政治手段無效時，便會導致戰(zhàn)爭。而這對一貫標榜穩(wěn)健和平的文官來說，則是失敗的象征。所以概括說來，武將的領兵作戰(zhàn)與文官的施政原則本就不能相容。這就是文官與武將的聯(lián)系。還有一點，文官會有“訕君賣直”的做法。即當皇帝的作為不符合他們的意愿時，他們會冒死直諫，因為正直是一個昂貴的商品，他們熟讀詩經(jīng)，深知流芳百世之說。他們寧可犯御前不敬之罪，今日受刑，明日名揚史冊。
其實文官們的做法大多與自己的追求有關。有人追求信仰，有人追求名利，做法只不過是他們的一種手段。文官集團在歷史上的作用，得自己親自去看看原著。這些實在是一言難盡!
《萬歷十五年》讀書筆記 篇5
看完了《大明王朝1566》，才來翻閱此書。也對明史略有一些興趣，之前也有對本書的耳聞，更多是與明亡有關的細節(jié)，似乎很多觀點認為在1587年發(fā)生的種種細節(jié)，預示著這個朝代即將結束的危象，斷斷續(xù)續(xù)的淺讀，大而深刻的理解談不上，一閱一思，這期間也看完了紙質版的《中國歷代政治得失》，提到了歷史意見和時代意見兩個概念可以放在這本書來討論一下，對應來說，若是拿時代意見來否定歷史意見，也是有失偏頗，歷史的細節(jié)總能代表著歷史深處的憂慮，我們站在前人的肩膀上，學習著前人總結的經(jīng)驗，當然也會出現(xiàn)相似的問題，這是一個輪回更替的過程。
滅亡更替的爆發(fā)點，也許從立國之初就埋下弊端的種子，積重難返，命將休矣。以如今眼光來評也是制度問題，不同皇帝執(zhí)政，面臨處理的問題不同，怎樣采取措施？如何改革？如何保證政策的連續(xù)性？究其根本還是封建制度皇權獨大難以保證最優(yōu)政策。
《萬歷十五年》讀書筆記 篇6
之前覺得張居正、申時行的差異在于與文官集團打交道的方式，現(xiàn)在覺得不太準確，應該是在皇帝這一政治個體與文官集團的政治團體之間的處事方式不同。
通過萬歷的叔祖正德皇帝的例子，我們可以看到，帝國的平穩(wěn)運行不僅在于文官之間的平衡、和諧，還要關照皇帝與制度（即文官集團）之間的關系。正德皇帝跳脫的個性不允許他僅僅作為一個權力的象征配合制度運行，大學士在政治上的無能導致皇帝和文官集團的對抗狀態(tài)，以致政體的癱瘓。
而萬歷皇帝有著和正德相似的個性，他有大展身手復興帝國的愿望，而同時，這與文官們的期望往往相互背離。作為文官之首、皇帝的顧問，大學士的處事手段就顯得極為重要。
張居正對皇帝和文官同時使用霹靂手段，以自己的影響力同時強行驅策兩方力量，結果是死后兩方共同進行的反抗。而申時行則是另一個極端，同樣是不偏袒，他想在兩邊都做好人，讓兩方都覺得和自己是一伙的，這樣在解決問題時自己在雙方都有一定的說服力、影響力。
然而對于一般的問題，他可以“處心積慮不動聲色在幕后解決問題”，而且從黃河治理的例子中可以看到申時行處事心細如發(fā)以及這一方式在效率和人事穩(wěn)定上的優(yōu)越性。但是，一旦面臨立儲這樣關乎文官生存、皇帝基本權利的大事上，在兩方都想做好人的結果就是都做不成好人。作者：張靜怡
《萬歷十五年》讀書筆記 篇7
《萬歷十五年》，由歷史學家黃仁宇所著，作者將目光放在1587這個“無關緊要”的年份，應用萬歷皇帝朱翊鈞、學士張居正、申時行，南京督察院都御史海瑞、薊州總兵官戚繼光，以知府身份掛冠而去的名士李贄，這六個人物分別代表著帝國的最高統(tǒng)治階級、行政首腦、官僚階級、模范官員、軍事將領、思想界的翹楚，經(jīng)過對他們的描繪和點評，側面描畫出明王朝的衰落。文中六個人物都試圖有所打破和改動，但被制度所禁錮著的他們，只能成為制度的犧牲品，所以作者也在文中指出，這是“一個大失敗的總記載”。
黃仁宇以“大歷史觀”而出名于世，在《萬歷十五年》也能充沛地表現(xiàn)出來，他以為以道德為規(guī)范來評判歷史有失它的合理性，于是他另辟蹊徑，從技術的角度，從制度框架來停止剖析明朝一步步走向衰落的緣由，黃仁宇拓寬了歷史研討視野，從歷史的小細節(jié)動身，探求宏觀的歷史問題，這也是他所說的“敘事無妨細致，但是結論卻要看遠不顧近�！秉S仁宇愈加注重歷史為什么會開展至此，所以他經(jīng)過聯(lián)絡比擬、歸結等等辦法來得出結論。那么，在中學歷史教學中，黃仁宇的“大歷史觀”又能起到什么樣的作用呢？分離《文藝復興》一課的教學案例，來探究一下在“大歷史觀”的指導下，歷史教員應當如何進步學生的歷史思想才能。
以“問題”開端，以“問題”完畢
黃仁宇以“中國社會為什么不能完成代化”這一問題，而展開一系列對幾千年歷史的探究，在《萬歷十五年》亦是如此，為理解釋為什么明王朝會一步一步走向衰落，他從各個角度，各個細節(jié)來論證它。以前的我們不斷被框死在歷史是怎樣的，而不去尋求歷史為什么是這樣的，所以，關于歷史，學生需求樹立起問題認識，只要腦中有疑問，有了獵奇心才會去探尋緣由，帶著問題去尋覓史料，才會對歷史有著更深入的了解。
而于歷史教員而言，創(chuàng)設問題情境，不只會激起學生的求知欲，還能有效提升歷史課堂教學質量。以《文藝復興》為例，在停止歷史教學設計時，能夠設計“文藝復興是如何產(chǎn)生的”，“文藝復興是簡單的古希臘羅馬文化的復興嗎”這些問題來貫串課堂教學，引導學生一步一步發(fā)現(xiàn)文藝復興的中心思想是人文主義，對古典文化并非是簡單的“復興”，這其中有繼承，更有創(chuàng)新。應用問題來建構課堂教學，不只能夠協(xié)助學生樹立問題認識，同時也能使學生關于歷史課堂中學到的歷史有更深的了解，也利于師生一同發(fā)掘歷史課堂教學的深度。
培育學生的史料運用和剖析才能
《萬歷十五年》采用了紀傳體的鋪敘方式，黃仁宇用淺顯易懂的言語來記敘史實，加強了可讀性和興趣性，固然結論看似平白無奇，但是它的背后，需求大量的史料來支撐，第一章《萬歷皇帝》所參考的書目，便有《神宗實錄》、《穆宗實錄》、《大明會典》等等。同樣，在學生學習歷史學問的過程中，也要牢牢抓住史料，提升對史料的整理和了解才能。在《文藝溫習》為例，在講述到文藝復興的背景時，便可應用史料停止引導。
如“意大利，……那里最早呈現(xiàn)資本主義萌芽。這客觀上需求促使一種不同于封建文化的新文化產(chǎn)生并且開展起來……”經(jīng)過這則資料，歷史教員能夠讓學生聯(lián)絡資料和書本內容停止考慮，從經(jīng)濟的角度的動身，文藝復興產(chǎn)生的緣由。依據(jù)資料，學生能夠總結收工商業(yè)曾經(jīng)有了一定的開展，一些城市呈現(xiàn)了資本主義萌芽。在歷史教學過程中，歷史教員有認識的培育學生對史料的閱讀和分析才能，可以協(xié)助學生培育“論從史出”的治史肉體，構成歷史學習的正確辦法。
無論是從黃仁宇的“大歷史觀”動身，還是新課程規(guī)范的請求，都對學生的歷史思想才能提出了更高的請求，而在詳細的歷史課堂教學理論中融入“大歷史觀”，對教學方式、教學手腕、內容組織的豐厚和開展有著重要意義。在這一過程中，不只能夠提升學生的發(fā)現(xiàn)、剖析和處理問題的才能，提升學生史料剖析才能，同時也有助于加強學生對歷史的考慮認識和整體認識。
《萬歷十五年》讀書筆記 篇8
其實不算認真看完，只是快速瀏覽。里面很多故事已經(jīng)有所了解，因此對我來說更重要的其實是書末的“《萬歷十五年》和我的‘大’歷史觀”。說白了就是，把明朝這段歷史置于世界大背景下，然后再把時間長度拉長到數(shù)百年，如此可以看出很多在微觀上無法看到的東西。
對于當時中國的日漸衰落，以及中國目前遇到的困境，其實都可以歸結到一個問題，那就是上學時候學了無數(shù)遍的“生產(chǎn)關系不符合生產(chǎn)力的發(fā)展”。
具體點說，什么民主 自 由 文明什么的，都是建立在一種東西之上，那就是“契約精神”，也就是“法治”的基礎。這一點，有賴于商業(yè)的發(fā)展，翻過來又能促進商業(yè)的發(fā)展。這就是為什么目前國內都說“經(jīng)濟改革倒逼政治改革”。某種先進的生產(chǎn)關系在一開始會促進生產(chǎn)力的發(fā)展，但到了瓶頸期，生產(chǎn)力的繼續(xù)發(fā)展就會受到限制，而這時，就會產(chǎn)生促進生產(chǎn)關系改革的呼聲。
黃仁宇還談到了市民階層的重要性。不知中央大力推進城鎮(zhèn)化的時候，有沒有這方面的考量，如果有，那真的是有壯士斷腕的勇氣。聯(lián)想到前段時間廣東發(fā)生的事件，可以看出，“契約精神”的要求在南方是高于北方的，這既是南方商業(yè)發(fā)達的結果，也反過來促進了商業(yè)的發(fā)展。
要實現(xiàn)富強民主自由文明，首先得把北方的游牧氣質和小農氣質去掉，除了大力提倡發(fā)展經(jīng)濟外，如何改革上層管理模式也是今后面臨的一大問題。
《萬歷十五年》讀書筆記 篇9
早就想寫一寫萬歷十五年感受了，鑒于時間因素，一直未能動筆，最近讀了這本書，感觸頗深，遂成夙愿！
高中年代，最怕最差的科目非歷史莫屬了，老師說要將歷史學成一條線，而我一直在點上打轉。如何將點穿成線，想想都困難！
想來對歷史的興趣起源于工作后，在某毛的熏陶下，陸陸續(xù)續(xù)看過些西方歷史書籍，尤其是鹽野七生關于羅馬關于文藝復興方面。過程中，腦海里有個思緒不停地在飛：“當時的中國是怎樣一番場景呢？”。既然看西方了，為什么不去看看東方呢？上下五千年的文明古國，該有怎樣光輝燦爛的文明歷史啊。于是找來豆瓣評分高達8.9分黃仁宇的這本《萬歷十五年》。通本讀完，感受不到一點豪情勃發(fā)，有的只是無處釋放的壓抑！
本書一共七章，通過對萬歷皇帝、申時行、張居正、海瑞、戚繼光和李贄等人物的描寫，敘述了明朝中后期的政治體制、財政經(jīng)濟、軍事和思想文化！全文一條主線，即“文官制度”貫穿始終，這也是一切悲劇的源泉！
我們的帝國在體制上實施中央集權，精神上的支柱為道德，管理的方法則依靠文牘，行政工具是文官制度，經(jīng)過一兩百年的發(fā)展，這種文官制度早已成熟，文官是人民的公仆，實際上成為權力的源泉，也是這一大帝國的實際主人。而本朝開國之初，各項制度的依據(jù)是“四書”上的教條，認為官員們應當過簡單樸素的生活是萬古不磨的真理，所以官員的俸祿極低，于是官員們在似合法又似非法之間取得一部分額外收入也就不可避免。從而導致文官的雙重性格，即：雖稱公仆，實系主人，有陽則有陰。是否能認清文官的這雙重性格，也導致了各歷史人物的成敗。
一項政策能否付諸實施，全看它與所有文官的共同習慣是否相安無擾，施政的要訣以道德為一切事業(yè)的根基。張居正看透了國家為解決問題而設立的文官，卻忽略了國家最大的問題也是文官。他一心改弦更張，把文官集團當作行政工具，擺在他個人的嚴格監(jiān)視之下，并且憑個人的標準加以升遷或罷黜，從而嚴重威脅了文官的安全感，開罪文人，使自己陷于孤立的地位！相比較而言，申時行這個和事佬沒有忽略文官的雙重性格。他知道若要恰如其分地處理此中矛盾，即要給予文官物質上的報酬使他們樂于效勞，也要動員他們的精神力量，使他們根據(jù)倫理道德的觀念盡忠國事，于是年復一年日復一日地不斷地推行禮儀，講解“四書”和其他經(jīng)史。時勢要求申時行充當和事佬，他就擔任這樣角色，對于別人的評論，付諸一笑。所以張居正即使死后依然身敗名裂，而申時行得到善終。看到這里我有點兒矛盾，從現(xiàn)代的角度看，無疑時代需要張居正這樣的改革家，可是站在當時歷史的角度看，申時行的行為方式又是順應時勢的，難道想要善終、順應時勢的結果就是碌碌無為嗎？
再說到萬歷皇帝，從頭到尾帶著憐惜無奈看待這個人物。很多歷史評論說萬歷皇帝是個昏君，但剛開始時，他其實是個勤奮好學積極向上的小皇帝、好少年。張居正過世時，他曾勵精圖治打算大展宏圖，無奈迫于文官制度的壓力，最終“無為”而治！強大的文官體制，需要一個個性平淡的君主作為天命的代表，其任務就是在他們的爭端無法解決時作出強制性的仲裁。萬歷名義上是天子，實際上他受制于廷臣。大小臣僚期望他以自己的德行而不是權力對國家作出貢獻。而所謂德行大部分體現(xiàn)于各種禮儀之中，他的全部言行都要符合道德的規(guī)范，但是道德規(guī)范的解釋卻分屬于文官。他不被允許能和他的臣僚一樣，在陽之外另外存在著陰，任何個性的表露都有可能被指責為逾越道德規(guī)范。
皇位是一種社會制度，但他朱翊鈞也一個有血有肉的個人啊。此時，鄭氏走入萬歷的生命，填補了他精神上的空缺。鄭氏之所以能贏得萬歲的歡心，并不是具有閉月羞花的美貌，而是由于聰明機警、意志堅決、好讀書，符合皇帝感情上的需要�？墒牵f歷卻不能立自己心愛之人的孩子為太子，因為這不合倫理之道，多么荒謬的倫理之道��！可是在臣僚教育之下長大的萬歷，他的責任范圍乃是這群文臣們所安排的，這幫文臣強迫他在處理政務時摒棄一切個人意志，因為他的權威產(chǎn)生于百官的俯伏跪拜之中，但他實際上所能控制的則至為微薄。想做的事情統(tǒng)統(tǒng)不能做到，勵精圖治的念頭一天天減退，對這個操縱實際的官僚集團日益疏遠，于是長期消極對抗而至“無為”！
關于財政，我很納悶，如此高度中央集權的帝國，為什么財政制度如此松散？明朝采取嚴格的中央集權，施政方針不著眼于提倡扶助先進的經(jīng)濟，以增益全國財富，而是保護落后的經(jīng)濟，以均衡的姿態(tài)維持王朝的安全。各地方稅收根據(jù)近距離原則補貼地方財政需求，這種地方自給的財政制度看似節(jié)約了交通通訊成本，卻導致全國滿布著無數(shù)的短途運輸線，缺乏統(tǒng)一的組織和管理。也因為全國的稅收不是總收集發(fā)，財政制度無從以嚴密的會計制度加以考察，文官俸祿又低，不可避免助長了文官雙重性格中“陰”的一面。
由于交通通訊等落后，政府對民間的經(jīng)濟發(fā)展或衰退往感到隔膜，以至稅收和預算不能隨之而增加或減縮，更別提調控了，日積月累想要改革呆板的財政困境就更加困難了。不禁唏噓，觀念多么重要。羅馬初建國時，就加強道路的基礎建設，通過四通八達的交通通訊系統(tǒng)加強中央與地方的聯(lián)系，成就了偉大的羅馬帝國，也有了著名的金句“條條大路通羅馬”。而一千年后的明帝國居然不懂這個道理。
強大的文官體制，死板的財政制度，導致軍需稅收不能總收總發(fā)，武官的社會地位下降到歷史最低點，是否這也直接導致明朝的滅亡呢？
其實看完這本書好久了，一直沒動筆，總覺得我的歷史太差。但李笑來老師說過“起步時最重要的是什么？”。很多的技能，我們知道有用，卻遲遲不愿學習踐行，為什么？因為怕，因為不愿接受不完美的自己！但，寫不好就不寫了嗎？寫不好就不發(fā)了嗎？你以為你能一上來就做的很好嗎？萬事開頭難，所以，在起步時要平靜地接受自己的笨拙，理解自己的笨拙，并放慢速度嘗試，于踐行中不斷改進。
《萬歷十五年》讀書筆記 篇10
萬歷皇帝自小受慈圣皇太后和首輔張居正嚴格教育儒家教育；熟讀經(jīng)史，敬重天道，效仿祖法。開始萬歷皇帝也想按著他受教育的努力去做好皇帝，嚴重旱災時，甚至親自步10里為百姓祈雨。但是經(jīng)過一些事情，慢慢發(fā)現(xiàn)的人性和體制的復雜性。首先是自己非常信任的對他嚴格說教的導師張居正個人生活被揭發(fā)是如此腐敗，而文官打倒張居正的文官的目的，顯然又和他萬歷初想的并不一樣。當他想自己能主導政治時，卻發(fā)現(xiàn)想做任何的改變，就會受到非常大的阻力，這些以道德和祖法為工具的阻力讓他難以對抗。黃老先生講明朝是文官體系為統(tǒng)治的，不如直接講以儒家意識形態(tài)為統(tǒng)治，任何文官甚至皇帝都很難對這種意識形態(tài)有任何的挑戰(zhàn)。最后萬歷選擇妥協(xié)，以道家無為來默默的發(fā)泄他的不滿和進行抵抗。書中儒家意識形態(tài)根深蒂固，以及這種意識形態(tài)和人性的沖突矛盾。就行成了一些特殊的行為。
張居正政治上厲行改革，做為萬歷的老師，對皇帝嚴格要求。但他本人又口是心非，表面滿口節(jié)儉，而私生活極其奢侈。厲行改革，卻又不了解實際情況，反而出了相反的效果，同時也得罪了一批人。結果一死，整個家族和政治同僚就受到清算。
申時行做為首輔，行為卻和張居正完全不一樣，在處事上他信奉調劑折衷的原則來調節(jié)文官間，皇帝官僚間的矛盾。這種行為是典型中墉之道，是儒家思想和人性妥協(xié)的產(chǎn)物。
海瑞更是個爭議的人物，他嚴格尊崇孔孟之道，對崇尚道德，嚴守法律。他的這種行為，當時的官僚對
其即希望是一個社會道德的標桿，又知其的脫離現(xiàn)實性，對其不重用，并排斥其很多行為。海瑞個人可以通
過自律及對價值的追求了來到達，但由于其很多理念本生脫離人性，必然不具備大眾性。其很多行為更是暴露出儒家思想的缺陷，像由于孝道極端推崇，休了兩任妻子的，最后一任莫名死去；還有對個人欲望的極端抑制，這些本身就是和人性先背離的。其行為對具體事物的處理效果，也頗受爭議，看是完全遵守道德，然而由于社會的事情復雜，以及道德本身的局限性，往往起了并不好的效果。當時的精英階層本身并不相信他，包括當時的知識份子，對這種行為也有爭議，象李贄就明說有時清官比貪心的官更誤事，清官有道德的支持，而且就算失敗也能贏當時讀書人非�？粗械拿u，處事固執(zhí)而不知變通，往往導致事情往壞的方面發(fā)展。
在寫戚繼光和李贄也真實的把其多面性呈現(xiàn)給了作者：戚繼光有軍事才能，民族英雄的一面，但其又有偷偷納妾，行賄張居正的一面。李贄一個學者，思想家，其對人對己對社會的妥協(xié)與抗爭記述，也非常真實。這種性格多面性的記述更加體現(xiàn)了人性。
現(xiàn)代大眾社會行為學說，通常一個人對事物的看法或觀點的接受：第一位的是立場，第二位的是情感，第三位的才是客觀理性。黃老先生能客觀理性的研究這段看似平常，確是很典型的歷史時間，并且又能非常客觀理性的呈現(xiàn)給大家，確實是讀者的幸運。
讀后，感覺最深的是，價值觀的影響力，不僅對個人的行為，道德，和幸福觀起決定影響，而且任何團體，社會，宗教，國家都是以價值觀為基礎的，其影響深遠，決定整個體制。決策面和執(zhí)行面還有基層中間過長的距離和脫節(jié)導致的低效是高度集權的社會體制所不可避免的。道德很多方面是對社會穩(wěn)定其作用，社會發(fā)展更依賴于技術方法和本身的規(guī)律的研究。個人的道德及智慧在社會群體中有時是矛盾的，社會群體和個人很多規(guī)律是相反的。
《萬歷十五年》讀書筆記 篇11
戚家軍大敗倭寇，保衛(wèi)一方平安，其頭功當然是戚繼光的。戚繼光一手創(chuàng)立的戚家軍是革命性的，其軍紀之嚴明，戰(zhàn)術之先進，在當時都是獨一檔的存在，是戚繼光讓軍隊真正成為一支軍隊，而非一群散兵游勇。不過有了嚴明的軍紀，先進的戰(zhàn)術，是不是還缺少點什么？哦對了，軍隊戰(zhàn)斗力的強大，還離不開強大的武器支持。我們經(jīng)常吐槽我們發(fā)明了火藥卻只是用來放煙花，發(fā)明了指南針卻只是用來游玩，然而并不是沒有有識之士認識到了火器的價值，戚繼光就曾上書陳述火器的重要性，然而他的建議并沒有得到有效的落實。糟糕的后勤制造出的火器甚至有爆炸的危險。和他有類似遭遇的還有一代名將俞大猷，他提出的是水師的重要性，他曾建議把陸軍軍費的一半用到水師上，以此來在海上就擊退倭寇，可惜這并沒有引起重視，俞大猷只能抱憾而終。究其原因，我們不能簡單地把過錯都推到當權者頭上，他們固然有鼠目寸光的一面，可是即便他們深謀遠慮，贊同俞大猷的提議，那么事情就一定能辦成嗎？倒也不見得，這些問題已經(jīng)超越了軍事的范疇而涉及到了政治。再次重復一遍那句話：我們的國家是以禮儀道德為治國根本的，法律或者規(guī)章制度已經(jīng)淪為形式，甚至掩飾違法行為還被認為是忠厚識大體，總之一切都是為了安安穩(wěn)穩(wěn)過日子，我感覺用諱疾忌醫(yī)來形容很合適。那既然沒有法律規(guī)章的約束，就自然也不能期待行政效率有多高了，而效率低下是技術的進步的天敵。松散的組織結構里容不下現(xiàn)代技術，而現(xiàn)代技術一定會推動社會趨于精密，這是兩種力量的交鋒，可惜的是當時還是舊勢力更加強大。
既然現(xiàn)實如此，戚繼光也沒有因此忿忿不平，而是采取了更加務實的策略，火器不好用那就不用，我用軟實力照樣橫掃倭寇。更能體現(xiàn)他的智慧的地方是他對于政治也是洞若觀火，本朝重文輕武，文官們不會容忍武將和文官平起平坐，戚繼光清楚地認識到了這一點，因此他只是把軍事技術作為必要的輔助，這讓他受益良多。這一點，值得海瑞學習，雖然海瑞是文官，戚繼光是武將，然而在性格上海瑞倒更像是一個武將，戚繼光更像文官。這對他們的仕途有決定性作用，海瑞被彈劾被迫去職，而戚繼光則得到了一個武將所能得到的所有榮譽。并不是說他們做官只是為了虛名，不過有了地位才能大展拳腳不是嗎？
可單單憑借這些，亦不足以幫助戚繼光建功立業(yè)，還要朝中有人。張居正和戚繼光可謂黃金搭檔，他們都有雄心壯志，都有銳意改革的決心，也都有不世出的才華，因此張居正對于戚繼光也是盡力提攜，為他創(chuàng)造出了自由發(fā)揮的空間，也才有了戚繼光的赫赫戰(zhàn)功。
前文所述皆為作為一名將領的戚繼光，現(xiàn)在我們來認識一下另一個戚繼光。戚繼光會寫詩，這樣的跨界是相當難得的，這也為他贏得了文官們的尊重，看來無論什么時候都是藝多不壓身啊。
最后，金無足赤人無完人真的是一條鐵律，張居正是這樣，海瑞是這樣，戚繼光也沒能例外。其實戚繼光和張居正關系密切或多或少也有這方面的原因，他讓家人給張居正饋贈禮物就見于張居正的書牘。他娶妾生子，卻把他們隱藏起來，他潑悍的夫人對此一無所知。戚繼光并不能完美地適配于傳統(tǒng)的道德框架，在頌歌里我們可以忽略這些，不過在歷史中，我們要直面它。
戚繼光最后孤獨地死去，其實自張居正去世的那一刻起，戚繼光在歷史舞臺上的表演也快要結束了。在這個道德至上的國度，任何一點瑕疵都可能被大做文章，更何況是一個和張居正關系密切的武將呢？文官們自然不會放過他。戚繼光，孤獨的將領，可是孤獨的又何止戚繼光一人？武將們出生入死，保家衛(wèi)國，還不如文官的筆桿子和嘴皮子管用。這是這個時代武將的悲哀，也是大明王朝的悲哀，因為在東北的白山黑水間，一個名叫努爾哈赤的人正在厲兵秣馬，虎視眈眈。
《萬歷十五年》讀書筆記 篇12
出乎意料的一本書，實在對中國古代史不感興趣，經(jīng)古代文學史老師推薦閱讀，也算一個有意思的體驗。
全書涉及了明朝的政治、經(jīng)濟、軍事、思想、文化等各個方面，主要由明神宗、張居正、申時行、海瑞、戚繼光、李贄幾人的經(jīng)歷為主要線索。選角看似無意實則大有門道：神宗是皇權的代表，張居正則是相權失敗的典型，相對的申時行卻是相權與皇權和解的象征。海瑞作為明朝有名的清官，實則從全書來看此人成就不高不過是一個證明本朝吏治清明所需要的標志；戚繼光當然是明朝軍事力量強大的標志；李贄……私以為作者沒有選擇其他明朝的思想大家，而選擇這位“奇葩”不單單是因為其思想的矛盾性，而是因為這樣的矛盾性剛剛好與全書的主題相契合，正應了首尾圓通的那句：“萬歷十五年是平平淡淡的一年�！钡@又是象征著明朝盛極而衰的一年。
此外，全書又以“陰陽”為主題包裹著整個萬歷年間的是是非非。
而“陰陽”二字，在本書中所指又有多重含義。一來陰是官員處事的圓滑、乖巧以及官場的生存之道，相對之陽則是官員在外或者對上的表現(xiàn)，也就是符合社會要求的一種“標榜”。二來陰則是指國家運行的內在規(guī)律，其中包括思想、文化、倫理、道德……陽也是皇權、政治、商業(yè)等宏觀現(xiàn)象。
其中韻味，不再贅述，三言兩語，聊表愚見。
《萬歷十五年》讀書筆記 篇13
大歷史一是時間要放到足夠大，退回一些才能看清，二則是地理范圍要大，考慮中外各地的情形。
中國之所以陷入近代幾百年的被動，明朝立國已經(jīng)埋下伏筆，國家以道德為治國基礎，沒有技術條件改造成法制國家，整個行政目標是保護落后的農業(yè)生產(chǎn)，由此發(fā)明戶籍制度，把農民種在農村，沒有批準農民不得到處行動，限制底層積極性和流動性；政治上層設計高度集權，皇上有能力的如勞模朱元璋靠個人勤奮尚可一人勉強為之，子孫后代就只能靠內閣大學士和文官集團，經(jīng)過200多年發(fā)展官僚集團逐步成熟，他們是政權實際控制者，皇上只是個道德象征，信息通過底層幾乎不可能傳上來，上下難以通達。
而文官系統(tǒng)在明有天生物質和精神分裂傾向，國家給的俸祿有限，希望各位大人以道德和圣賢的標準要求自己，另一方面自身握有實權，面對物質世界的誘惑只能方便的通過潛規(guī)則或明文規(guī)定巧取豪奪，這個分裂是個頑疾，到清朝也沒得治。沒有法律只靠道德，而道德標準只在個人口中，這樣的系統(tǒng)維系幾百年也真是不易�；实刍騼乳w要用人就不敢一下把規(guī)則全部改掉，而越往后拖越?jīng)]有治愈的機會，直到大廈全部崩塌掉。
《萬歷十五年》讀書筆記 篇14
萬歷十五年，公元1587年，在歷史上，萬歷十五年實屬平淡的一年。著者以萬歷皇帝、首輔大臣張居正、申時行、海瑞、戚繼光以及李賢為線路，通過描述幾人的生平歷事，來翻開萬歷及大明王朝的歷史。萬歷十五年，在當朝朝廷發(fā)生了若干歷史學家易于忽視的事件，但實質上卻是以前發(fā)生大事的癥結，也是將在以后掀起波瀾的機緣。表面上看來，是歷代王朝所在平常的事情，但有些看似平常的事情卻對未來乃至整個中華民族的發(fā)展產(chǎn)生深遠的影響。
看《萬歷十五年》第一遍的感受是以德治國也許是理想中的治國之略，但是在實施時，卻是與社會制度、社會發(fā)展不相適應。至少來看真正實際治國之略是以法治國，輔以于以德治國，法律至高無上。社會的不斷發(fā)展進步，執(zhí)政者卻依舊固守原油的固封道德治國，不思創(chuàng)造新的制度，只求平衡穩(wěn)定。又是既得利益集團為了維護自身的利益，停步不前，固守舊德，致使新的思想、新的創(chuàng)造無法施展，隨之大明帝國落伍與世界潮流，直至改朝換代。
萬歷十五年，提及兩千年前的孔孟之道，在過去曾經(jīng)是領導和改革社會的力量，至此已成為限制創(chuàng)造的牢籠。龐大的帝國，不依靠公正而周詳?shù)姆�，卻依靠固化的道德信條；各人行動全憑儒家而又無法固定的原則所限制，而法律又缺乏創(chuàng)造性，則其社會發(fā)展的程度，必然受到限制。萬歷十五年，1587年，西班牙艦隊征戰(zhàn)英國的前一年，通過對這一年幾個人物看似平常事情所寫，卻對以后乃至民族發(fā)展產(chǎn)生深遠影響。萬里中樞集團固閉自封，不聞世界之事，是以落伍于世界，是以隕落的淵源。不過終究是上層建筑的發(fā)展已經(jīng)無法適應社會的發(fā)展，勢必為歷史所拋棄。今日之于我們、民族、國家、企業(yè)、個人，亦于如此！
《萬歷十五年》讀書筆記 篇15
《萬歷十五年》這本書作者是黃仁宇，是一本歷史學著作。
選取了明朝萬歷十五年（1587年）作為考察切入點，運用歷史小說的敘事模式和傳記體式的章節(jié)，通過對關鍵歷史人物悲慘命運的描述，探析了晚明帝國走向衰落的深刻原因。
書中以萬歷皇帝、申時行、張居正、僚海瑞、戚繼光、李贄等人之間的關系矛盾。
《萬歷十五年》以1587年為關節(jié)點，在歷史的脈絡中延伸，從政治、經(jīng)濟、軍事等各個方面的歷史大事與人物著手，記敘了明朝中晚期的種種社會矛盾和開始走向衰敗的跡象。作者指出，“這些事件，表面看來雖似末端小節(jié)，實質上卻是以前發(fā)生大事的癥結，也是將在以后掀起波瀾的機緣。其間關系因果，恰為歷史的重點”。正是從這些細枝末節(jié)的中，作者認識到，萬歷十五年是明朝甚至是整個中國封建社會走向滅亡的轉折點，是歷史的關節(jié)點。
在第一章“萬歷皇帝”中，作者以萬歷皇帝的角度，描述了身為君主的種種限制與無奈，從深層角度分析了其消極怠政的原因及其逐漸消極反抗的過程。作者從萬歷皇帝的角度展開分析，剖析其怠政的原因，站在萬歷皇帝的視角，讓讀者看到了一個較為真實的、不一樣的皇帝，使讀者對萬歷皇帝有了更深入的了解，也使得萬歷皇帝這一形象生動而豐滿，更對其昏庸的印象多了一份理解與同情。
《萬歷十五年》讀書筆記 篇16
之前覺得張居正、申時行的差異在于與文官集團打交道的方式，現(xiàn)在覺得不太準確，應該是在皇帝這一政治個體與文官集團的政治團體之間的處事方式不同。
通過萬歷的叔祖正德皇帝的例子，我們可以看到，帝國的平穩(wěn)運行不僅在于文官之間的平衡、和諧，還要關照皇帝與制度（即文官集團）之間的關系。正德皇帝跳脫的個性不允許他僅僅作為一個權力的象征配合制度運行，大學士在政治上的無能導致皇帝和文官集團的對抗狀態(tài)，以致政體的癱瘓。
而萬歷皇帝有著和正德相似的個性，他有大展身手復興帝國的愿望，而同時，這與文官們的期望往往相互背離。作為文官之首、皇帝的顧問，大學士的處事手段就顯得極為重要。
張居正對皇帝和文官同時使用霹靂手段，以自己的影響力同時強行驅策兩方力量，結果是死后兩方共同進行的反抗。而申時行則是另一個極端，同樣是不偏袒，他想在兩邊都做好人，讓兩方都覺得和自己是一伙的，這樣在解決問題時自己在雙方都有一定的說服力、影響力。
然而對于一般的問題，他可以“處心積慮不動聲色在幕后解決問題”，而且從黃河治理的例子中可以看到申時行處事心細如發(fā)以及這一方式在效率和人事穩(wěn)定上的優(yōu)越性。但是，一旦面臨立儲這樣關乎文官生存、皇帝基本權利的大事上，在兩方都想做好人的結果就是都做不成好人。作者：張靜怡
《萬歷十五年》讀書筆記 篇17
《萬歷十五年》這本書采用了一種敘述歷史的新方式。我們接觸的歷史作品，嚴肅的居多，學術研究的居多，很多歷史書藉閱讀時需要有一定的歷史功底，大部分讀起來有枯躁的感覺。而黃仁宇的這本書，介于學術與通俗之間，讀起來有如在讀一本小說。他的文字雖然通俗，文筆也不失生動，卻在深入淺出中演繹了深刻的道理，字里行間充滿了微言大義，為中國歷史的研究和寫作開辟了一塊新的天地。每一位閱讀這本書的人都會覺得，原來歷史可以這樣寫，原來歷史是如此的有趣、復雜、豐富，原來歷史人物并不像我們的教科書上講的那樣單調、格式化。
從書中我們看到，張居正搞經(jīng)濟體制改革，在道德立國的環(huán)境下，試圖改變文官系統(tǒng)，以效率代替道德倫理對官員進行績效管理，卻得罪了全體官員，招致死后兩年被抄家。申時行試圖建立和諧社會，希望通過誠意感化官員們道德的一面，使“不肖者猶知忌憚，而賢者有所依歸”，卻因為立太子一事被迫辭職。海瑞試圖保持執(zhí)政意識形態(tài)集團先進性，卻僅憑一人之理想，干預境內的農田所有權，同時損害了地主和農民的經(jīng)濟利益，而被迫辭職。戚繼光試圖實現(xiàn)國防現(xiàn)代化，采用現(xiàn)代軍事理念管理軍隊，并且取得了輝煌的勝利，但是張居正倒了，戚繼光也跟著被革職。李贄主張個性解放、思想自由、提倡功利主義，但在當時的環(huán)境下，最后選擇了自殺。作為他們的統(tǒng)治者，萬歷皇帝，實際上也失敗了，雖然貴為皇帝，他并不自由，他不能出皇宮到各地視察，不能將自己喜歡的兒子立為太子，甚至不能決定死后和自己喜歡的嬪妃葬在一起，于是他三十年不理朝政。
從他們身上，我們清楚地看到，整個明代社會在發(fā)展，但是國家管理系統(tǒng)卻保持原樣，而且一切改革都被視為異端。所以那些歷史人物雖然努力想作出改變，但在整個一成不變的體制面前卻只能碰壁，帝國也就走到了盡頭。
以史鑒今，通過讀《萬歷十五年》，我們了解到，法治與德治在中國自古就是一對矛盾，當今中國正進入社會轉型期，改革所產(chǎn)生的利益的重新分配，需要我們居安思危，時時去撥開安定的表象，看清這個時代的脈絡和架構。這也是黃仁宇的《萬歷十五年》，想要告訴我們的，就是用望遠鏡的眼光來看待歷史。
《萬歷十五年》讀書筆記 篇18
最初，是對黃仁宇先生的“大歷史觀”感興趣，所以抱著強烈的好奇心翻開了《萬歷十五年》。后來一發(fā)不可收拾，記得大概從去年九月開始讀，斷斷續(xù)續(xù)讀了很久，讀到今年七月，竟已刷了三遍，有種上癮的感覺，而且每遍都有新的收獲。黃先生的書讓我從新的視角去審視、解讀歷史，感覺耳目為之一新，眼界為之一開，回味無窮，而這遠遠比單單了解歷史事件來得有趣和重要的多。
《萬歷十五年》，正如它的書名一樣——1587，這一年沒啥特別的事發(fā)生。是的，就在西方文明已經(jīng)開始在大洋上開疆擴土的時候，對于世界另一端古老王朝的帝王、首輔、諫臣、將領、大儒而言，1587這一年卻是極為稀疏平常的一年,一切都按照預定的軌道悄然有序地進行著。然而正如靜水流深，表面的不動聲色之下，誰也不知有多少的勁流在涌動、狂瀾那樣，大明皇朝在歌舞升平、花團錦簇的背后其實早已埋下末路窮途的伏筆：一位當初雄心壯志、克己守禮的帝王在受到親侍近臣欺騙后對朝政心生失望厭倦;一位有心輔助君主、溫和謙讓的首輔深陷黨派之爭、疲于應付;一位早已離世的重臣仍釋放著他的政治影響力、引發(fā)朝局動蕩;一位鐵面無私、憂心天下的清官卻屢遭排擠、孤獨終老……其實每個人的初衷都希望這個王朝能走向世界之巔，然而在實現(xiàn)家國理想的道路上，他們越走越偏、越走越遠。是的，有時候，當你滿心以為你能夠左右世界的時候，歷史總會給你當頭一棒，最后你只能大失所望、哀嘆無力回天，不得不妥協(xié)求饒，成為歷史的附庸者，隨波逐流。
為什么帝國的夢想總是破滅，黃先生在書中給出了答案。一直以來，作為稻作文明的典范，我們的國家深受儒家傳統(tǒng)思想影響，在很長的一段時間里我們認為“仁政”、“德治”才是一個國家得以長治久安的根本。那么怎樣才能有效地使政策在幅員遼闊的國家由上及下全面推行?我們的先祖?zhèn)冿@然很有智慧，他們認為“禮治”才是唯一符合正解的選項，于是他們制定出一系列簡單粗狂的道德標準來規(guī)避復雜的政治架構(對的，這也就是被我們所熟知的“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君為臣綱，父為子綱，夫為妻綱”等等)。天子的一言一行既是萬民的遵守范本，也受眾人的監(jiān)視督促。從一方面來說，“禮治”使朝政簡化，臣民們不一定要明白施政者的用意，只需埋頭遵守，即可達到政通人和、相安無事的效果;從另一方面，這樣“禮治”又極其脆弱，因為把這樣一個龐大帝國完全地交托到一個人(或者一部分人)的品德之上其實是非常危險，畢竟天子不是真正的神明(他同樣是一個有血有肉、既會沖動又會感傷的“人”)，大臣們也有著這樣那樣的自身局限，這種看似堅不可破、高效便捷的制度其實自帶bug，又何以能夠獨善其身呢?所以呀，一味追求虛無縹緲的道德至上，而又在法律上缺乏創(chuàng)造性，“其社會發(fā)展程度，必然受到限制。即便是宗旨善良，也不能補助技術之不及。”
同樣加速帝國滅亡的是明朝的文官集團、文官文化。書中有這樣一句話：“難道一個人熟讀經(jīng)史，文筆華美，就具備了在御前為皇帝作顧問的條件?難道學術上造詣深厚，就能成為大政治家。”青年的申時行就曾對文官當政有所疑惑，但是這就是當時明朝的政治生態(tài)。文官集團既支撐著帝國的運行，又是帝國的毒瘤(做事缺乏條理、庸政懶政、表里不一，拔與不拔，都是懸在整個帝國頭上的達摩克利斯之劍)。因為整個文官集團是依附中央集權、道德管理而產(chǎn)生的，而在道德管理的社會里，道德不僅可以指導行政，而且可以代替行政，天底下的大道理都可以常情來度量，即使是最為嚴格的教條，也承認因情理而發(fā)生的例外。這就加深這個階級的兩面性。一面要標榜著、維護著世人公認的政治理想，一面又有著各自的七情六欲、暗箱操作，這就是這個階級失敗的原因，這也就是整個帝國失敗的原因。
《萬歷十五年》，一本優(yōu)秀的書籍，但由于我見識粗淺，不足以囊括書中精華，只能談談個人感受。對明史感興趣的朋友，可以找來一讀。
《萬歷十五年》讀書筆記 篇19
萬歷十五年，亦即公元1587年，在西歐歷史上為西班牙艦隊全部出動征英的前一年；而在中國，這平平淡淡的一年中，發(fā)生了若干為歷史學家所易于忽視的事件。這些事件，表面看來雖似末端小節(jié)，但實質上卻是以前發(fā)生大事的癥結，也是將在以后掀起波瀾的機緣。在歷史學家黃仁宇的眼中，其間的關系因果，恰為歷史的重點，而我們的大歷史之旅，也自此開始……
《萬歷十五年》融入作者黃仁宇先生對歷史研究的經(jīng)驗和個人經(jīng)歷，以“大歷史觀”分析了明代萬歷年間對后期帝制發(fā)展的“結癥”原因，對后世以史為鑒，知歷史興替產(chǎn)生了重要影響。
書中講述了幾位在萬歷年間舉足輕重的主要人物事跡：當時的最高統(tǒng)治者萬歷皇帝、權傾一時的首輔張居正、有著中庸之道的大學士申時行、歷史官僚楷模海瑞、抗倭名將戚繼光、思想知識分子李贄，作為上層統(tǒng)治階級的他們，無一不在為身陷泥濘的帝國而掙扎著，可最終卻深陷困境，因而可以從這些細微小事發(fā)現(xiàn)明朝那個時代產(chǎn)生“病歷”的歷史“結癥”。
在《萬歷十五年》中的眾多人物當中，萬歷皇帝作為明代帝國的一個中心人物，許多事件的發(fā)生或多或少與之相關，首輔張居正和大學士申時行，他們作為整個統(tǒng)治階級的政治輔助者，與皇帝有著直接關聯(lián)，而張居正這一核心的衰落，一定程度上對萬歷皇帝之后的統(tǒng)治態(tài)度產(chǎn)生影響，也是萬歷年間“病歷”結癥的原因之一，而從海瑞心中極端的道德主義關，我們又能夠從其中窺見一些在基層政治和財政方面的細小根源，戚繼光的相關事情又可看出明代在軍事管理方面的問題，最后的思想家李贄則反映了儒家思想在困境中的表現(xiàn)。他們六個人反映了處于統(tǒng)治集團不同位置上所能行使的權利和能夠對社會所做的事情，而其中實施治理方案產(chǎn)生的阻力則可以歸結為萬歷年間“病歷”結癥的主要根源，即制度上，思想上等的內在阻力。在整個文官集團中，除了申時行，遵循中庸調和的儒家之道，按照文官意志實施治理政策，其他人都在一定程度上更改了制度，試圖改變當時的治理狀態(tài)。他們作為統(tǒng)治階級的上層官員，內心都存在著一定的政治抱負，也曾試圖改變當時的癥狀，然而歷史的根源——腐朽的制度以及對思想的禁錮，并不允許他們有所動搖。當然，鞏固這一切的是那些有著相關利益官員組成的文官集團，他們擔心和不滿的是治理改革所帶了的利益受損。因而，整個封建社會發(fā)展過程中，每個人為了自身抱負和利益的實現(xiàn)，與其他相關聯(lián)的人員或多或少的有著牽扯，無論是有著巨大權利的首輔張居正，還是堅守中庸之道的大學士張居正，亦或是最高統(tǒng)治者萬歷皇帝，他們都試圖在與文官集團的相互牽制中脫離帝國陷入的泥濘，雖產(chǎn)生一定的影響，然而都難以脫離整個時代的牽制，以至于上至統(tǒng)治階級，官吏人員，下至黎民百姓都成為腐朽制度的犧牲品，縱使能有著力纜狂瀾的清廉官員，也難以扭轉整個封建時代的發(fā)展年輪。
《萬歷十五年》展現(xiàn)的是萬歷年間發(fā)生的一些看似微不足道的小事，但這些小事卻是產(chǎn)生“結癥”的顯耀表現(xiàn)，但由于事小，不能夠被當時人所重視，或是難以正真去解決。這一切的發(fā)生，所不得不分析萬歷年間的時代背景：小農經(jīng)濟為主導的小農文化，腐朽的封建制度和封建思想，這一切的落后阻礙了生產(chǎn)力的發(fā)展，因而上層統(tǒng)治者所要改變的治理政策亦不能符合社會生產(chǎn)力的發(fā)展，顯然可見這一改革背后有著重重阻力。
最主要的是，在當時的封建社會中，并沒有真正按照法律來實現(xiàn)社會規(guī)范，其主要依靠的是道德和禮儀上的思想約束，即受封建禮制的束縛，因而那些有著對禮教強烈追求的人受到極力追捧，而由此產(chǎn)生的最大影響就是各個有著相互聯(lián)系的文官形成的統(tǒng)治集團內部沒有制定形成一個統(tǒng)一規(guī)范的法律體系，進而統(tǒng)治集團內部各自站隊分化，各持反映不同利益的政策。
書中封建王朝“結癥”的根源離不開思想的禁錮。此時不得不提及的就是影響歷代王朝的儒家思想，其甚至對今后社會的思想發(fā)展產(chǎn)生重要影響。書中講述的思想家李贄正是發(fā)現(xiàn)了當時社會儒家思想逐漸教條化，（亦或說逐漸僵化），想要進行儒家思想的改革，他提及的個人思想的解放正是對當時思想禁錮人的一種強烈批判，雖在一定范圍內產(chǎn)生影響，但終究如同那海邊的泥沙隨流而逝。
總而言之，思想上的禁錮以及制度上的腐朽阻礙了當時社會發(fā)展的道路，這也導致了整個社會以道德取代法律的治理策略，進而整個社會的生產(chǎn)力也處于一個低下的狀態(tài)，以至于整個社會并沒有朝著更好的方向發(fā)展，而是逐漸走向衰落。
書籍并不是沒有生命的東西，它包藏著一種生命的潛力，與作者同樣地活躍。不僅如此，它還像一個寶瓶，把作者生機勃勃的智慧中最純凈的精華保存起來�！獜洜栴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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