答顧東橋書讀后感

　　認真讀完一本著作后，相信大家一定領(lǐng)會了不少東西，是時候?qū)懸黄�讀后感好好記錄一下了。那要怎么寫好讀后感呢？以下是小編整理的答顧東橋書讀后感，僅供參考，大家一起來看看吧。

　　答顧東橋書讀后感1

　　先生在《答顧東橋書》中說：“知之真切篤實處即是行，行知明覺精察處即是知”，這是辯證唯物論的知行合一統(tǒng)一觀。知行本就是不可分離，如今中學生心理問題屢見不鮮，如唯我獨尊心理，厭學心理、早戀問題、網(wǎng)絡(luò)迷戀問題等，表現(xiàn)出誠信缺失、性格怪癖、目中無人等現(xiàn)象。不是因為他們不知道道德倫理，關(guān)鍵是能認知卻不能篤行，以至于知行分離，日積月累，甚至造成人格的分裂。所以要強調(diào)“行”，就是我們所說的實踐。在實踐中學會成長，在“行”中習得優(yōu)良的`道德品質(zhì)，因為長期的實踐不斷強化道德認知和道德情感，是不輕易改變的。

　　修文一中不斷的創(chuàng)設(shè)條件組織學生“行”。一是開展生活教育，如：學生自主洗碗，這個小小的舉動有大大的功效，積少成多，學生在日復(fù)一日的生活當中養(yǎng)成良好的生活習慣，形成高尚的品質(zhì)。二是學校開展實踐活動，如：“遠足”，在這次活動中，培養(yǎng)了學生熱愛自然，保護自然的意識，激發(fā)了學生的團隊意識和集體精神。

　　“行”，每次返校，“遍詢諸生”在家是否行到溫凊定省之儀，是否有愛親敬長？經(jīng)過長期實踐，使學生對倫理道德的認識不斷加深，親情更加融合。

　　總之，道路且阻長，還需堅持和探索。相信用“知行合一”思想把我們學校打造成“修文第一、貴陽卓越”的目標指日可待。

　　答顧東橋書讀后感2

　　朱熹在理與氣、太極與陰陽、道與器、知與行、道心與人心、天理與人欲等范疇所持的二分法，導(dǎo)致了他哲學邏輯結(jié)構(gòu)內(nèi)部出現(xiàn)裂縫。出現(xiàn)了有人雖然知道“天理”，在日常生活中卻并不依“天理”行事的“假道學”。所以，由“知”如何必然導(dǎo)出“行”這個問題必須要解決。

　　王伯安此文落重墨來討論知與行，心與理的關(guān)系。他極力反對朱熹的二分法，文中力斥“析心理為二之非”，試圖彌補知、行，心、理等相關(guān)范疇間的縫隙。

　　朱熹根據(jù)《大學》首章，提出要先格物致知，然后才能正心誠意。因此便要“即物窮理”，去格一件件物之中的理。但此法甚為繁瑣，而其結(jié)果是，按照王伯安說法，“博而寡要”。王伯安早年亦曾依朱熹所言去格物，然而格竹失敗的經(jīng)驗才促使他拋棄朱子的格物之說，轉(zhuǎn)向心學。

　　就此文范圍來看，王伯安認為心即理，心外無物，心外無理。理不在物上，而在人心中。所以脫離本心，去繁瑣的在萬事萬物上求理無異于緣木求魚，勞而無功。這樣看來，王朱二者的差別在于為學近路的不同：一個由內(nèi)而外，一個由外而內(nèi)。朱熹以格物為本，主張先去格身外萬物之理，然后才能正心誠意致知；而王伯安卻以誠意為本，意誠則本心明，本心明則萬理自然通曉。在王伯安看來，朱熹的方法是務(wù)外遺內(nèi)，舍本逐末，是“道在邇而求諸遠”。

　　但是有人會覺得朱熹的“格萬物”雖然繁難，但畢竟操作性更強。王伯安的方法太玄，容易流于佛教“明心見性，定慧頓悟”的功夫。對此王伯安在此文一開頭便申明了自己的學問與佛教的區(qū)別在于：自己的學問要求每日用功，而不像佛教那樣憑空冥想。他通過引入他的知行關(guān)系理論，為自己的學說在實踐上提供一種可操作的步驟，從而減輕了其理論的空洞玄虛。

　　王伯安的知行關(guān)系理論的主要內(nèi)容為“知行合一”。他認為必須“知”后才能清楚明白的去“行”；而只有“行”后，才能將“知”落到實處。 “知”就一定要“行”，只有在“行”了之后“知”才完整，否則不是“真知”。用文中的原話來說就是：“未有知而不行者，知而不行，只是未知”；“真知即所以為行，不行不足以謂之知”。這樣，王伯安就將“知”“行”二者聯(lián)系起來，修補了朱熹“知先行后”的說法所導(dǎo)致的理論裂縫。“知行合一”理論，至少在他自己看來，是很好的解決了長期以來爭論不休的知行問題，也即如何在道德判斷和相應(yīng)的道德實踐之間建立必然聯(lián)系的.問題。

　　王伯安的“知行合一”是建立在他的“萬物一體”的說法上的。也就是說他從根本上就把“知”與“行”看作同體一物（而不像朱熹把“知”與“行”看作不同的兩物）。我個人認為他的這個做法是相當聰明，或者說相當狡猾的。畢竟看作一物，要比看作兩物要更容易完成從“知”到“行”的跳躍。

　　“知行一體”的說法還解決了文中一開始顧東橋提出的“功夫次第”問題。倘若把知行看作兩物，那么誠如顧東橋所說，它們之間“不能無先后之差”；但既知行一體，那么肯定是并進無先后了。顧氏的問題也就沒有意義了。

　　這篇文章可算是整個王伯安思想的縮影，就我體會到的來說，可以總結(jié)為：“心理合一之體”；“知行并進之功”；“內(nèi)外本末，一以貫之之道”。

　　另外我想補充說一下王伯安和叔本華思想的一點聯(lián)系，以及我對他們理論的一點看法。

　　他們兩個人都試圖通過理論證明：由道德規(guī)范必然可以導(dǎo)出相應(yīng)的道德實踐。并且他們的理論基礎(chǔ)都在于“萬物一體”。有所不同的是王伯安更注重實踐效用，因此對在實際中如何致知篤行的方法談得更多一些；而叔本華更注重于道德合理性的證明。

　　但是，誠如叔本華所說，“道德，鼓吹易，證明難”。想跨越知與行之間的鴻溝實在不易。雖然王伯安與叔本華自認為自己的理論很好的解決了這個難題，但是在我看來，他們的理論全都基于一些玄學的假設(shè)，并不能使人信服。對于解釋不道德現(xiàn)象，他們怎么說呢？當然，他們可以說這是因為本心或者同情心受到蒙蔽了。那么，應(yīng)該怎么樣解除蒙蔽呢？他們給出的方法恐怕并不太奏效，否則現(xiàn)在怎么還會有這么多不道德現(xiàn)象呢？

　　道德是不能由它本身被證明的。玄學式假設(shè)更加不可靠。我覺得應(yīng)該更實際一些：難道暴力不是道德可靠的保證嗎？暴力可以“證明”道德的合理性。雖然，我不能證明暴力和道德之間有因果聯(lián)系，但是暴力和道德的相關(guān)關(guān)系（這可以觀察得到）絕對比玄學和道德的關(guān)系要密切得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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