魯迅誕辰135周年 魯迅什么時候去世的
魯迅是我國偉大的文人，今天是魯迅誕辰135周年，那么魯迅是什么時候怎么去世的?以下是小編給大家整理盤點的內(nèi)容。
魯迅什么時候去世的
在“愛國”青年表演各種反日鬧劇的時候，有人重提三年前炒得沸沸揚揚的日本醫(yī)生須藤謀害魯迅的“逸事”，以證明日本人的陰毒，可見魯迅“死因之謎”至今仍是“懸案”。在魯迅冥誕(九月)和忌日(十月)的時辰，有必要說說這件“公案”。
二零零一年，周海嬰在《魯迅和我七十年》里舊事重提，介紹周建人和許廣平生前懷疑給魯迅看病的日本醫(yī)生須藤可能謀害了魯迅，有以下幾個疑點：
一、 魯迅臨死前，美國友人史沫特萊請一位美國肺科專家鄧恩醫(yī)生來會
診，鄧醫(yī)生檢查之后認為：病人的肋膜里邊積水，現(xiàn)在就開始治療、休養(yǎng)，至少可活十年;如果不這樣做，不出半年就死。鄧醫(yī)生的診斷是結核性肋膜炎，而須藤醫(yī)生則一口否定，直到一個多月后才承認，并開始抽積水。孰料鄧醫(yī)生的診斷頗為準確，十月份父親就去世了，距他的會診，恰好半年。
二、須藤醫(yī)生曾代表日本方面邀請魯迅到日本去治療，遭到魯迅斷然拒
絕，說：“日本我是不去的!”是否由此而引起日本某個方面做出什么決定呢?
三、 藤醫(yī)生在魯迅去世后，周海嬰再也沒有遇到過他。解放后，許廣平幾
次東渡訪問日本，曾見到許多舊日的老朋友，奇怪的是，其中卻沒有須藤醫(yī)生，不符合日本人重禮儀的習慣。
四、 須藤醫(yī)生是日本“烏龍會”的副會長，這是個“在鄉(xiāng)軍人”團體，性
質是侵略中國的，所以這個醫(yī)生不大靠得住。
周海嬰本人“懷疑的一點是:須藤似乎是故意在對父親的病采取拖延行為，因為在那個時代，即使并不太重的病癥，只要有需要，經(jīng)濟上又許可，即可送入醫(yī)院治療。須藤為什么沒有提出這樣的建議，而只讓父親挨在家里消極等死?”
有魯迅兒子身份的周海嬰的懷疑，給人們一個應該“寧信其有”的直覺。
魯迅死因早有定論
讀上文時我不由一愣，不無褻瀆周海嬰感情的認為，這個看似驚人發(fā)現(xiàn)的“新鮮”話題，更可能是“斧聲燭影”。
八十年代我在上海一家醫(yī)院工作，每月一次參加全市疑難愛克斯光胸片的討論會，有一天讀完片閑聊，讀片主持人上海第六人民醫(yī)院的放射科專家、年近八十的周仲老先生說，最近接受邀請去讀魯迅生前的胸片，從魯迅的一系列片子看，他當時患肺結核并伴有嚴重肺氣腫，最后促發(fā)氣胸，造成魯迅卒死。
當時周仲老醫(yī)生沒提日本醫(yī)生須藤的問題，我們在座的幾十位老中青肺科醫(yī)生也沒人作此懷疑或聯(lián)想。因為氣胸是肺臟和臟層胸膜破裂后，空氣隨呼吸進入負壓的胸腔，使胸腔變成高壓，肺因無法擴張而萎縮并壓迫心臟，導致心肺衰竭，不及時搶救就會很快死亡。由于誤診或延誤治療而死亡的氣胸病人至今還有發(fā)生，在魯迅的時代就更多了，只因魯迅是名人，就招來更多的關注和疑問。
怕自己的記憶有誤，我上網(wǎng)查找核實。果然有記載，確切時間是一九八四年，上海魯迅紀念館組織幾位著名的肺科和放射科專家對魯迅的X光胸片進行會診，就是周仲老先生說的那回事。
然而，上海魯迅紀念館負責人在回應《魯迅和我七十年》的疑問時，回顧了當年專家會診的一致意見——魯迅死于氣胸后，又說，專家們認為，須藤作為一個守護在病人身邊、相當于“專職醫(yī)生”的人，很難洗脫“故意不搶救”的嫌疑。最后，負責人沒澄清魯迅之死的原因，反而得出“魯迅之死的謎團愈來愈大”的結論，還“準備在適當時候組織力量，深入探討研究。還要請一些有正義感的日本學者介入此事，調查須藤的身份。”
魯迅筆下的須藤
事情真的那么詭譎迷離嗎?
關于日本醫(yī)生須藤和美國醫(yī)生鄧恩，魯迅在雜文《死》中有過詳細的介紹，抄錄在此：“原先是仍如每次的生病一樣，一任著日本的S醫(yī)師〔指須藤〕的診治的。他雖不是肺病專家，然而年紀大，經(jīng)驗多，從習醫(yī)的時期說，是我的前輩，又極熟識，肯說話。自然，醫(yī)師對于病人，縱使怎樣熟識，說話是還是有限度的，但是他至少已經(jīng)給了我兩三回警告，不過我仍然不以為意，也沒有轉告別人。大約實在是日子太久，病象太險了的緣故罷，幾個朋友暗自協(xié)商定局，請了美國的D醫(yī)師〔指鄧恩〕來診察了。他是在上海的唯一的歐洲的肺病專家，經(jīng)過打診(應為“叩診”之誤，筆者注)，用聽診之后，雖然譽我為最能抵抗疾病的典型的中國人，然而也宣告了我的就要滅亡;并且說，倘是歐洲人，則在五年前已經(jīng)死掉。這判決使善感的朋友們下淚。我也沒有請他開方，因為我想，他的醫(yī)學從歐洲學來，一定沒有學過給死了五年的病人開方的法子。”
魯迅對須藤和鄧恩的描述，回答了周建人和許廣平的“疑問”。須藤沒有像周建人和許廣平講述的那么消極，他給過魯迅“兩三回警告，” 并沒故意拖延行為，倒是魯迅本人“仍然不以為意”，并在另外的場合表示不去醫(yī)院在家治療，可以不影響看書寫作，顯見是他本人選擇了“在家等死”;而鄧恩說魯迅這樣的病人“倘是歐洲人，則在五年前已經(jīng)死掉。”雖然不無贊賞鼓勵魯迅的意思，但和周海嬰引他的話：魯迅“現(xiàn)在就開始治療、休養(yǎng)，至少可活十年”也有矛盾，所以魯迅幽默地婉拒鄧恩給自己開方子，因他“一定沒有學過給死了五年的病人開方的法子。”
從魯迅這段文章的語氣可以看出，魯迅對須藤和鄧恩態(tài)度恰恰和周建人和許廣平的回憶相反，對“極熟識”的須藤是尊敬中帶著歉意(沒遵從他的醫(yī)療指導);對鄧恩卻是幽默中含有諷刺。周海嬰不會沒讀過魯迅這篇文章吧，那么在周建人和許廣平的回憶和魯迅的文字有出入時，毫無疑問，應該以魯迅的記錄為準，因為魯迅自己學過醫(yī)，雖然最后沒當成醫(yī)生，像肺結核這種常見病，翻翻書也不難了解，同樣理由，魯迅和須藤相處近五年，須藤做了什么手腳又能豈能瞞過魯迅，那不是懷疑魯迅的智商么?此外，有人統(tǒng)計，僅從一九三三年起，魯迅日記中提到須藤的地方有近二百處，還記錄了魯迅和須藤除了醫(yī)患關系，還互相宴請，互贈禮品，是無話不談的朋友。
最關鍵的是，魯迅死于氣胸，它雖在魯迅原有的病變基礎上發(fā)生，但并非必然，而是偶然的，所以魯迅的死，既不證明是須藤“治療不當?shù)慕Y果”，也不說明鄧恩預測“如果不這樣做，不出半年就死”的高明。
從醫(yī)學上分析魯迅的真正死因，就可以完全排除須藤謀害魯迅的可能性。
須藤的醫(yī)療過失
那么，須藤有問題嗎?有的。
關于魯迅發(fā)生氣胸的.情景，周海嬰披露，據(jù)日本友人鹿地亙回憶，魯迅逝世前一天曾步行到他寓所訪談，離去已是傍晚時分。那時天氣轉冷，以至當晚魯迅就氣喘不止，并不斷加劇。內(nèi)山完造在《憶魯迅先生》中這樣描述：“這時，須藤醫(yī)生來了，說是不但哮喘總沒有好，而且好像已經(jīng)變成心臟性哮喘。”須藤自己吃不住了，趕緊開車去福民醫(yī)院接松井博士診察，偏巧博士因為禮拜天的緣故，不在家。來回折騰，貽誤了治療時機，不過半天時間魯迅就告別了人世。
須藤的最大問題就是醫(yī)術欠佳，正如魯迅指出的，他不是肺科專科醫(yī)生，但即便是內(nèi)科醫(yī)生，常年為魯迅看病，根據(jù)肺結核和肺氣腫的并發(fā)癥，結合魯迅當時的癥狀，也應該考慮到有發(fā)生“氣胸”的可能，但他卻診斷為“心臟性哮喘”，診斷錯了，治療當然不對路了。“心臟性哮喘”還能用藥緩解，而“氣胸”需要做胸腔穿刺甚至打洞等手術，在家里根本無法實施，須藤卻沒有及時送魯迅去醫(yī)院急救，致使魯迅不治而亡。
須藤再笨，事后也因知道自己誤診所致的嚴重后果，鑒于魯迅在中國的影響，他沒有勇氣承擔責任，只能選擇逃跑(有人指出，須藤在魯迅去世后，也并非如周海嬰書中所說完全銷聲匿跡了，他寫過一篇《醫(yī)學者所見的魯迅先生》紀念文章，登載在《作家》1936年11月號)。五十年代許廣平去日本訪問，須藤當然沒臉面去見她，萬一談起魯迅的治療問題如何回答?除非去向她認錯，否則他只能回避。
須藤，全名叫須藤五百叁，是日俄戰(zhàn)爭期間的軍醫(yī)。日俄戰(zhàn)爭結束之后，他留在了中國，在上海行醫(yī)，并不是日軍侵華戰(zhàn)爭期間的軍醫(yī)。“烏龍會”是日本退伍軍人的團體，上海魯迅紀念館的研究證明，須藤確實是“烏龍會”成員，
但無法證明“烏龍會”敵視魯迅。
周海嬰懷疑的失據(jù)和矛盾
即使不從醫(yī)學角度斷言，周海嬰的懷疑也是經(jīng)不起推敲的，已有人對此提出不同意見。其中秋石的“愛護魯迅是我們共同的道義——質疑《魯迅與我七十年》中魯迅之死因”(《中華讀書報》2002年10月24日)和符杰祥的“魯迅的‘病’與‘死’”(粵海風2003年第一期)，都對周海嬰提出的“死因之謎”作了詳盡的有說服力的反駁和批評。
耐人尋味的是，通觀《魯迅與我七十年》全篇，周海嬰基本上采取述而不作的態(tài)度，文字樸素平實，感情真摯動人，唯一例外的是，在表述須藤有謀害魯迅嫌疑時，措辭強烈，明顯帶有感情用事的色彩。不料，北京魯迅博物館館長陳蔌渝告訴記者，自己曾受周海嬰之托發(fā)表過一個聲明，說魯迅死于政治謀殺是沒有根據(jù)的。但周海嬰回應說已經(jīng)忘記那個聲明的內(nèi)容了。
周海嬰忘了自己曾作過的聲明是可能的，甚至在發(fā)現(xiàn)新的證據(jù)后推翻自己已做的結論也是允許的，問題是，魯迅本人的著作包括日記還在，白紙黑字上寫著他和須藤的關系，周海嬰為什么在這個問題上仍然“執(zhí)迷不悟”?而且在陳述時表現(xiàn)得那么主觀呢?
強調“謀害”嫌疑的背景
只要看《魯迅與我七十年》寫作于九十年代末，成書于二零零一年，就可以大致推測出“嫌疑”背后的原由。
這段時間正是國內(nèi)第二波“反省”魯迅的時期，在正式出版物上，包括不少知名作家都撰文否定魯迅的文學和思想價值，指責魯迅“偏執(zhí)”“激進”“缺乏寬容”;到了可以更自由發(fā)揮的網(wǎng)上，有人干脆襲用或重復三十年代小報的手法，寫各種貼子攻擊漫罵魯迅。其中最蠱惑人心的殺手锏就是，懷疑魯迅和日本關系曖昧，他們例數(shù)魯迅的一系列“罪證”：魯迅最要好的朋友內(nèi)山完造是特務，內(nèi)山書店是日本情報機關，所以一九三二年一月二十八日日本人進攻上海時，十九路軍在浴血奮戰(zhàn)，魯迅卻躲進了內(nèi)山書店;魯迅連看病都找日本醫(yī)生，這樣的魯迅幾乎不寫抗日文章就不奇怪了。
作為魯迅的兒子，周海嬰雖然憤怒也無法正面反擊，因為這種妄言既不出之官方，又非來之文化界主流，他只能不屑一顧的沉默，但潛意識里還是接受了這股無形的壓力，所以寫回憶錄時“不知不覺”地重提早已澄清的須藤謀殺魯迅的嫌疑，只要這個嫌疑成立，任何詆毀魯迅和日本有瓜葛的言論就可以不攻自破了。
連魯迅的研究者和傳人都受這種輿論影響。
為《魯迅與我七十年》作序的著名學者王元化在回答詢問時說：“魯迅死于謀殺，是可能的。”
中國魯迅研究會會長林非說，周海嬰這個人我很清楚，他是一個非常嚴肅、老實的人，不會隨隨便便說話。周海嬰的看法值得注意。
這些魯迅的堅決捍衛(wèi)者，為撇清魯迅的嫌疑，都不去核實他們讀得滾瓜爛熟的魯迅原文和日記了。他們毫不猶豫地附和周海嬰，因為周海嬰懷疑的對象是日本人，如今反日又是民間輿論的主流，凡是針對日本人的事，即使過火些也沒人說他們錯，也不用講什么道理，更不必拘泥事實和歷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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